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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澳门足球即时赔率: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變歷程、經驗及其價值

時間:2019-12-18 來源: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作者:方正 本文字數:16398字

皇冠即时赔率网 www.471027.live   摘    要: 發展觀是一個國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對發展以及怎樣發展的系統而全面的觀點。根據我們黨所處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基本狀況、承擔的發展任務以及黨的發展戰略的內在邏輯,可以將70年來黨的發展觀的演進歷程劃分為: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激進式革命改造為主線的革命發展觀、改革開放后以體制改革為著力點的改革發展觀、新世紀初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為基本要求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步入新常態后的新時代發展觀。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變歷程深刻揭示出:在價值旨歸上,黨的發展觀必須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價值原則;在思維方式上,要堅持社會主義根本立場之“不變”與不適宜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筑之“變”的辯證統一;在基本方法上,要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在外部環境上,必須統籌好國內外兩個戰略大局。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變歷程對世界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其諸多理念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新秩序提供了中國智慧與方案。

  關鍵詞: 發展觀; 革命發展觀; 改革發展觀; 科學發展觀; 新時代發展觀;

  國家的發展狀況表現為其經濟、社會、文化等諸系統的發展及互動情況,在根本上取決于政治如何作用于上述領域,取決于具有規范性與強制力的政治權力如何安排經濟、社會、文化事務,如何分配資源、確定權利義務關系以及搭建社會基本結構[1]。因而政治權力系統確立怎樣的發展理念,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國家發展的基本狀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依據不同歷史階段的基本國情、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面臨的矛盾問題以及國內外戰略環境的變化,制定了不同的發展戰略,形成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觀點。70年來,黨的發展觀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不斷調整,在現代化道路探索中逐漸成熟。對不同時期黨的發展觀的主要內容、實踐狀況以及基本經驗進行分析,可以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問題的規律性認識,為今后我們黨的發展戰略制定、發展觀的確立提供有益借鑒。

  一、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變歷程

  根據不同時期黨的發展戰略的內在邏輯變化,可以將70年來黨的發展觀的演變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新中國成立至“文革”結束:革命發展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歷史的新紀元,中國共產黨也由此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的執政黨。

  1. 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1949-1956年):

  恢復與改造。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局面:政治上,國民黨逃離時的殘余力量與地方反動勢力相勾結,嚴重威脅著社會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與穩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在國際上拒絕承認新中國,企圖通過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等手段摧垮新生的人民政權。經濟上,民族工業經官僚資本盤剝打擊一蹶不振、社會生產凋敝萎縮,國民政府濫發紙幣造成物價飛漲、民生困苦,投機倒把猖獗泛濫。在此情形下,黨和國家領導人首先對新中國的具體國情進行了判斷。毛澤東明確了其時的中國處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狀況,并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是“過渡的形式,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官僚資本主義殘余勢力之間的矛盾。根據這一判斷,中國共產黨將國民經濟的恢復與加速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性轉變作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發展任務。1952年,我國國民經濟得到了全面恢復,工農業總產值達到了810億元,超過了新中國成立以前的歷史最高水平,比1949年的446億元增長了77.5%[3]。戰爭創傷的修復為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1952年底,毛澤東提出了“要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戰略構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4]。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從根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轉變,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初步建立起來。
 

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變歷程、經驗及其價值
 

  2. 社會主義全面建設階段(1956-1966年):

  探索與失誤。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首先面臨著兩個問題:一是社會主要矛盾的問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結束意味著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轉變,中國共產黨所承擔的主要發展任務也發生了變化;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即對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發展進度如何選擇必須有明確清晰的認識。1956年9月,中共八大準確分析了我國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與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與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5],黨和國家的發展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盡快地把我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根據這些判斷,黨的八大制定了一系列富于創造性的經濟、社會、文化事業發展的方針政策。但由于黨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與實踐經驗不足,八大所確立的許多新的發展理念與方針不能牢固地確立并取得廣泛的共識,很多政策措施還未付諸實踐便很快發生了反復。

  1957年,毛澤東提出兩類社會矛盾學說,強調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黨中央以此為契機,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整風運動,對極少數“右派”分子進行了堅決打擊。但由于對階級斗爭形勢估計得過于嚴重,導致了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使得黨和國家蒙受了很大損失。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認識,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根據毛澤東的倡議,會議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發展總路線,通過了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發展目標。同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是總路線的基本精神……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6]這些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錯誤認識,推動了“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的開展,造成了“浮夸虛報”“放衛星”等風氣的盛行。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決定在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全國各地掀起大辦公社的風潮,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對農村生產力造成了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探索中出現的一系列嚴重失誤,一方面是由于黨對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缺乏實踐經驗,依靠群眾政治熱情、大搞突擊運動的革命思維被廣泛運用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革命時期的成功經驗被教條化與絕對化;另一方面,戰爭時期注重階級斗爭的思維邏輯被運用到了社會主義全面建設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諸多問題也往往被歸結到了階級對立問題上,在某些階段,革命性的階級斗爭邏輯甚至在國家戰略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總體看來,新中國成立至“文革”結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重工業、軍事國防以及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新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落后農業國轉變為具有較齊全工業部門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發展主要遵循了革命式的發展邏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遵循革命的發展觀有助于新中國迅速肅清民主革命時期遺留的官僚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殘余力量,穩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階段,革命的發展邏輯沒能迅速轉變為社會主義建設邏輯,黨在發展戰略的選擇上出現了一些失誤,政策方針違背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導致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遭遇了重大挫折,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刻歷史教訓。

  (二)改革開放至20世紀末:改革發展觀

  1976年,十年“文革”結束,黨和國家開始了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

  1. 改革發展觀的確立與實踐。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將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結束了黨和國家在“徘徊中前進”的被動局面。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7]798明確了以體制改革作為著力點,不斷提升經濟活力、促進社會生產發展的基本發展思路。改革發展觀的確立,與黨對當時中國社會發展基本狀況的正確判斷是分不開的。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次闡明我國的社會主義仍處于初級階段,并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提煉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7]807,這一判斷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科學地規范到了“需要”與“生產”的關系范疇中,黨和國家的根本任務也因此發生改變。1987年,黨的十三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了時間上的界定,提出“我國從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7]12,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系統闡述,為改革發展觀的確立與實踐提供了根本的理論支撐與方向指引。

  改革發展觀將“發展”定義為時代的主題,其實質是要求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指導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78年后,以“改革”為核心命題的發展理念在國家治理的各個方面得到了生動體現:在工作重心上,“文革”時的“政治掛帥”“以階級斗爭為綱”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取代,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成為這一時期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經濟體制方面,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被打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極大地提升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使得企業自主權不斷提升、激發了城市經濟活力,以價值規律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逐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在思想文化上,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8]我們黨摒棄了“文革”時期輕視知識、輕視教育的做法,提出要加強以教育、科學、文化、道德風尚以及革命理想等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對外戰略上,1978年后,中國從封閉與半封閉的狀態轉變為積極的對外開放,以創辦經濟特區為突破口,逐漸形成了多層次、寬領域、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為改革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2. 改革發展觀的調整與經驗。

  20世紀80年代后期,改革開放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黨中央對改革發展的思路進行了一些調整。從改革發展的戰略規劃上看,黨對我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構設更加具體細致,對改革發展的階段劃分更加明確清晰。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便提出“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構想,1987年他明確了分“三步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構想,通過設定人均GDP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要求對發展目標進行量化,使人民群眾能夠更生動、直觀地感受發展目標的實現過程,從而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參與改革發展的積極性。從改革發展的協調性上看,改革發展觀從聚焦經濟與管理體制改革向多領域改革共同推進轉變。改革開放后一段時間內,經濟建設成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他方面的改革發展則相對滯后。1986年,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的相當有成績,但風氣如果滑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9]143-144針對黨內腐敗滋長、社會風氣下滑的狀況,黨中央加快了對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與科技等社會發展各領域的戰略部署,尤其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黨的十三大規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與近期目標,為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從改革發展的縱深上看,80年代后期無論是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還是對外開放的深度與廣度都在逐步提升,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經濟社會改革不斷深化的客觀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改革開放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已充分印證了這一偉大戰略的正確性與科學性。

  鄧小平曾如是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過去作了系統的總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中心點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9]269改革發展觀經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不斷檢驗確證了其正確性與科學性,成為1978年以后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思路。20世紀末,江澤民更明確將“改革”上升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是為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10]改革開放戰略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逐漸向縱深延展。總的來說,這一時期黨和國家的總體發展思路是在保證社會主義制度不變的前提下,以體制改革為主線,通過變革一切和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來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與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在改革過程中積累的諸如“發展才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先富帶后富”等寶貴經驗,對于開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具有重大意義。新世紀以后,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帶來了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使得黨中央的發展理念再次發生轉變,尤其是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引發了新一屆領導集體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模式的深刻省思,發展戰略也因此出現了一系列重大調整。

  (三)21世紀初至黨的十八大前:科學發展觀

  20世紀末,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第一步”“第二步”戰略目標的提前實現,黨中央領導集體就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作了新的規劃,針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存在的諸多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豐富并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理論。

  1. 科學發展觀的確立與實踐。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加快,我國經濟社會改革逐步觸及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體制改革與創新進入深水區和攻堅階段。新世紀初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已從80年代的“是否改革”“如何改革”轉變為“如何深化改革”。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在改革發展穩定中所面臨矛盾和問題的規模和復雜性世所罕見,我們在前進中所面對的困難和風險也世所罕見。”[11]808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所積累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逐漸凸顯,并成為影響當代中國持續發展的阻礙因素。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將“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重要原則。胡錦濤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指出:“樹立和落實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實踐的經驗總結……也是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12]科學發展觀由此逐步在黨中央領導層形成廣泛共識??蒲Х⒄構奐壇瀉頭⒄沽寺砜慫賈饕宸⒄構?,要求在堅持以人為本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其內容概括起來,主要包含了三個方面:一是強調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當代中國的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二是強調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協調性,主張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三是強調發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進步。

  科學發展觀確立后,黨中央據此先后推出一系列科學發展戰略。在發展方式上,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作出決定,將經濟工作的著力點放到調整經濟結構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明確要求實現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從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向注重經濟發展效益、提升經濟發展質量轉變;在發展領域上,科學發展觀擺脫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單向度發展模式,要求實現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共同發展,“新世紀中國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11]743;在發展的協調性上,2004年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強西部和東、中部之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要求把東、中部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與西部的資源、市場以及勞動力資源結合起來,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在發展動力上,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出發,作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提出我國要在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使科技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支撐。

  2. 科學發展觀的經驗與啟示。

  20世紀后半葉,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共識,在這一共識的基礎上,世界經濟增長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但片面追求數量增加而忽視了社會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導致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呈現畸輕畸重、結構失衡的樣態??蒲Х⒄構垡月砜慫賈饕宸⒄構畚咨?,批判地繼承了“可持續發展”“增長極限論”“風險社會”以及“生態現代化”等世界發展理論中的合理部分,并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予以創造性的變革,使之上升到了唯物史觀的辯證理性的高度,成為解決當代中國發展問題的指導理論:它以“又好又快”為核心要求,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戰略任務,是我們黨對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社會高速發展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的系統性回答,集中闡釋了高能耗、高污染發展模式支撐下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應該何去何從,也即當代中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如何發展”的重大問題。在中國經濟依舊處于高速增長的階段,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著居安思危的清醒意識,深刻洞悉經濟高速增長所掩蓋的深層次問題,以科學的發展理念開啟了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科學發展觀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發展認識論上的重大變革。它不再局限于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數量增長、物質水平提升的功利性目標,更從哲學觀念更新和社會全面進步的理性化目標出發,全方位地涵蓋了“自然、經濟、社會”三維復雜系統的運行規則和“人口、資源、環境、發展”四位一體的辯證關系。從對經濟增長的量化標準轉變為對社會發展的質性要求,科學發展觀在中國社會發展歷時性與共時性統一的基礎上彰顯了在發展動力、發展質量與發展公平三個維度的全新認識,即在發展動力維度更強調發展潛力與發展能力的可持續性,在發展質量維度強調國民經濟結構的合理性與生態環境的支撐能力,在發展公平維度強調社會發展的普惠性以及資源共享的代際公平??蒲Х⒄構鄣娜妨?,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發展觀

  2012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中國社會發展步入新常態,新的發展理念在這一過程中醞釀產生。

  1. 新時代發展觀的確立與實踐。

  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全面進步,但也面臨著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復雜形勢。此外,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經濟發展方式粗放、持續發展動力不足、勞動力素質較低等問題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主要羈絆。2015年10月,習近平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首次提出,要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新發展理念作為新階段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的主要思路。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13],在國家綱領性文件中確認了全面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十四項基本方略之一。以“創新、協調、開放、綠色、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核心支撐的新時代發展觀,是引領新時期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理論指南。新時代發展觀的內在結構主要包含三個部分:在價值旨歸上,新時代發展觀繼承了黨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立足于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社會主要矛盾,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其核心價值原則,以實現人民幸福為根本指向和最終歸宿;在主體內容上,創新發展是新時代發展觀的動力系統,協調發展是新時代發展觀的平衡系統,綠色發展是新時代發展觀的道路系統,開放發展是新時代發展觀的助力系統,共享發展是新時代發展觀的目標系統,五大發展理念共同構成新時代發展觀的內容體系;在發展格局上,全面推進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統籌協調“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新時代發展觀的戰略構圖。

  從主體內容看,五大發展理念彰顯了新時代發展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具體思路。當前中國正處于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關鍵時期,以科技創新轉換發展動能、優化經濟結構、提振經濟活力從而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實現轉型發展的迫切需要,黨的十九大明確了創新是引領當代中國發展的第一動力,并將科技創新能力視作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支撐。發展不平衡是我國長期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凸顯于區域、城鄉、經濟與社會以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等關系上,協調發展強調發展過程中的整體性、系統性與全面性,在調整各地區、各領域、各產業以及各層次發展關系的基礎上,充分彰顯社會發展的整體效能。針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綠色發展觀要求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意識,通過發展綠色生產力、走循環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道路,逐步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充分證明,堅持對外開放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開放發展就是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不斷深化對外開放程度、提升對外開放質量,構建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對外開放格局。建設全面小康、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當前中國發展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共享發展蘊含著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導向,它將共享的理念深入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通過完善分配機制、調整分配格局,讓改革發展的成果能夠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2. 新時代發展觀的特點與啟示。

  新時代發展觀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觀的系統性總結與重大創新,具有宏大的發展框架、嚴密的發展邏輯、務實的發展思路,是我們黨的發展觀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首先,新時代發展觀是一個實踐性的發展理論,新時代發展觀是我們黨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如何發展等問題的基礎上,對新的歷史階段發展問題的新認識與新成果,其內容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訴求的生動回答;其次,新時代發展觀是一個系統性的發展理論,“創新、協調、綠色、共享、開放”構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完整發展框架,五大發展理念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促進,是一個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最后,新時代發展觀具備戰略性思維,不僅彰顯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追求,更是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的、長遠的戰略考量———新時代發展觀既是致力于解決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困境的根本之策,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和諧發展、協調發展、永續發展的審慎思考,更為應對全球發展困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

  如果說科學發展觀開啟了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序幕,那么新時代發展觀則是不斷推動經濟社會轉型向縱深延展的強大理論引擎。十八大以來,中國面臨著社會發展步入新常態后“三期”疊加的經濟轉型陣痛、“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新時代風險矛盾隱患集中凸顯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深刻變化等復雜發展環境,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充分彰顯了新時代發展觀的科學性與正確性。當代中國不僅在經濟、社會、政治、科技、生態等各個領域取得了不俗的進展,更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新時代發展觀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當代闡釋,它不僅完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繼承與創新,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對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發展理念的顛覆與超越,即以“超越資本”的綠色發展觀、“超越偏私”的共享發展觀、“超越自我”的協調發展觀、“超越小我”的開放發展觀與“超越少數人”的創新發展觀顛覆了西方發展理念中的市場經濟教條、個人主義教條、自由主義教條以及改良主義教條[14],而這種顛覆也必將帶來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全面超越。

  二、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演變歷程的基本經驗

  新中國7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歷了經濟恢復與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建設與探索失誤、十年停滯與兩年徘徊、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轉型發展與全面進步等不同階段。從歷史演進的維度審視黨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過程中的成功與失誤,能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提供彌足珍貴的經驗教訓。

  (一)價值旨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發展觀的演變歷程在不同維度彰顯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從發展階段上看,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變經歷了我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不同歷史階段,當代中國已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家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發展層次上看,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變經歷了從注重經濟體量增長到強調社會各領域的全面協調發展,再到提升發展質量與優化發展結構的轉變;從發展主體性需求看,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變客觀反映了人民群眾從求溫飽、奔小康再到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多元化的轉變。70年來,盡管黨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過程中曾遭遇了一些挫折與阻滯,在發展戰略的制定過程中曾出現了一些脫離具體社會歷史階段的重大失誤,但總體看來,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在不同發展階段所確立的具體的發展觀,都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價值原則,凸顯了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本質屬性在不同時代的具體要求,因此社會主義建設即便出現一些偏差或是歷史失誤,始終能夠回歸到正確的發展軌道上來。“現代化是一個不斷創新、不斷創造奇跡的發展過程,其根本動力來自于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15]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僅要求黨的發展觀的確立與實踐是“為了人民”,還要求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性與創造性,即“依靠人民”:新中國成立初,政治權力的強力管控與特殊歷史階段僵化的意識形態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人民主體性的發揮;改革開放后,權力下放與市場邏輯的引入解放了人民群眾的自主創造性,使得改革發展觀得以激發社會主義經濟活力,從而造就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70年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經驗已經充分證明,在任何時候我們黨的發展戰略都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原則,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科學思維:“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

  “變”與“不變”是中國改革發展過程中必然要面臨的重要問題。所謂“不變”,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在改革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性質與基本立場不能改變。70年來,黨的發展觀的演變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個恒定不變的主題,這就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社會主義根本性質不能變,涵括了政治領域中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不能變、經濟領域中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能變、文化領域中文化服務于大眾的立場不能變、思想領域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不能變等等。二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能變。中國共產黨是當代中國唯一的執政黨,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選擇。當代中國發展觀在不同維度彰顯了黨執政的倫理要求與國家治理之間的內在邏輯契合,社會發展的基本情況取決于掌握國家政治權力的黨的意志、黨的領導的執行貫徹情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穩致遠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證。但基本立場的“不變”并不意味著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墨守成規、不能有絲毫改革變化。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某些歷史階段,正是由于思想與體制的僵化,使得社會主義建設遭遇了重大挫折。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與主要領導人主觀愿望的影響,激進式的革命改造成為占據主導的發展邏輯,群眾動員與政治強制則是相應的政策工具,這種不合時宜的發展理念最終導致了社會主義探索的重大失誤;十年“文革”結束后,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綱”與“兩個凡是”方針的延續,黨內部分領導人沒能及時認清國內外發展形勢的新變化,致使1976-1978兩年間國家建設在徘徊中緩慢前行。所謂的“變”,就是要結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具體階段,在堅守基本立場的前提下改革一切不適合經濟社會發展的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1978年以后,實事求是的原則重新確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社會主義體制改革成為主要發展邏輯,權力下放與市場化則是相應的政策工具。改革開放這一偉大戰略最終造就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成就,也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深刻揭示了“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16]。需要注意的是,在經濟社會體制改革之“變”中,應當始終明確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永葆改革發展的性質不褪色,在此基礎上不斷調整發展理念與戰略,方能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卓有成效、行穩致遠。

  (三)基本方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17]任何觀念的形成都離不開其主客觀條件,黨的發展觀亦是如此。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一過程中既有理論上的不斷創新,也有實踐上的持續推進。從主觀或理論的維度看,一方面,黨的發展理念演進過程中,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理論與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發展觀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根本理論來源;另一方面,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發展理論經歷了“經濟增長論”“增長極限論”“無極限增長論”“可持續發展論”“生態現代化”的演變過程,這些發展理論為當代中國發展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借鑒,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確立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從客觀或實踐的角度看,一方面,我們黨的發展理念的確立離不開對具體歷史階段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斷:從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對建立先進工業國的需要與落后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到改革開放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再到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些判斷反映了我們黨在發展戰略的選擇上充分考慮了各個歷史階段的基本國情以及社會發展的總體態勢;另一方面,從初期借鑒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模式,到改革開放后吸收借鑒西方先進科技成果與管理經驗,再到我們黨逐步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觀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探索中不斷地借鑒融合,最終實現了自我發展道路的創新與超越。恩格斯曾指出,“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18]因此,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黨都要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為底色,堅持在社會主義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黨的發展理念,將解放與發展生產力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命題,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確立發展觀的最高標準,進而實現生產力持續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以及人的全面發展三者有機統一。

  (四)戰略環境: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向”[19]這一經典命題,科學預測了人類歷史由民族、區域性向全人類、世界性轉變的發展趨勢。人類歷史發展的世界性趨勢構成了當代中國發展戰略環境的基礎條件,即中國的發展必須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當代中國的發展是在國際國內兩個歷史性進程相互交織下向前推進的,國際戰略環境的變化,影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審視7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便不難發現,中國的國際地位越是提升,中國的發展越是與國際戰略環境緊密相聯:從新中國成立初堅守社會主義陣營實行“一邊倒”政策、70年代末把握世界和平發展機遇推行改革開放戰略、20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全球競爭,再到現如今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建設,中國共產黨發展戰略的制定始終與世界戰略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發軔、演變與成熟與歷屆黨的領導集體對世界發展形勢的深刻洞察密不可分。從中國的自身發展看,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要求我們黨立足于國內外的各種戰略機遇與挑戰,制定合乎自身發展需要的方針政策。習近平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20]當今國際形勢風云變幻,只有深刻洞悉國內外戰略環境的復雜變化,才能夠因時制宜、因勢利導地制定符合我國國情需要的發展戰略。尤其是在中國即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時期,受到來自歐美等一些西方國家的戰略制衡,這其中既有以國家安全為名實行關稅與貿易壁壘的經濟手段,也有借人權、民族、宗教等問題粗暴干涉我國內政的政治操弄,中國共產黨更需要在統籌國內外兩個大局的基礎上,以理性審慎的宏觀視野勘破西方“國強必霸”“零和博弈”的思維陷阱,以從容不迫的姿態堅持走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三、中國共產黨發展觀創新與實踐的世界意義

  習近平在2019年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指出:“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21]當代中國的發展已經超出了民族國家的地理范疇,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中國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不斷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的發展理念及其實踐,對世界各國發展道路的選擇、對國際治理秩序變革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一)為發展中國家走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鑒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歷史終結論”“社會主義制度失敗論”一度占據國際主流輿論,成為西方學界普遍認同的觀點。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沒能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其走向失敗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之下,由資本邏輯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競爭式現代化模式似乎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選擇,并逐漸將人們對于現代化道路的認知固定化。但從世界各后發工業化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實際來看,無論是曾經的韓國、新加坡,還是人均GDP一度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都曾在實現現代化進程途中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或深陷經濟與金融?;?,一些國家和地區甚至因依附于西方“中心國家”成為受其支配的“外圍國家”而最終喪失了國家獨立性?;歡災?,“在西方資本主義金融霸權統治世界的歷史條件下,沒有獨立自主的制度和道路選擇的依附型發展是沒有出路的。”[22]

  中國共產黨發展理念走向成熟的過程恰恰與西方新自由主義發展觀在全球范圍內陷入困境是同時展開的。中國共產黨發展理念的創新與成功實踐,以及由此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突破了西方一元化現代性范式,是對西方現代化道路之外的全新現代化范型的成功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中國人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具體國情以及發展形勢所進行的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與嘗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巨大成功也充分闡明,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全球性發展困境并不是全人類的發展?;?,而是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西方文明不是現代化的代名詞,更不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唯一選擇。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的初步成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路徑依賴”、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提供了重要范本,“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23]。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探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科學發展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創新型國家建設等重要理論與實踐,亦能夠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提供諸多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

  (二)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新秩序提供了中國智慧

  自英國工業革命開啟世界現代化進程以來,人類社會經歷了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兩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最終迎來全球化轉型新時期。“縱觀近代以來的歷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24],但反觀當下,西方主導的國際治理秩序仍舊占據著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以捍衛普遍自由為名,成為近四十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從而幫資本主義建立了一個更加隱秘的等級世界體系。”[25]實踐已充分證明,西方國家所推崇的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治理中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諸如南北失衡、環境污染、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資源短缺等全球性問題,其最終結果注定只是通過犧牲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實現西方大資本者的“暴力性掠奪”,逐步建立起中心—邊緣結構的剝削鏈條,從而使得后發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命脈受制并依附于發達國家[26]。新中國自成立以來,其發展理念中就內涵著包容協作、互利共贏、與世界共同發展的價值導向。中國的發展從不以犧牲世界任何國家的發展為代價,亦未曾強迫任何國家接受中國的發展道路。正如習近平在2017年達沃斯經濟論壇上所指出的:“條條大路通羅馬。誰都不應該把自己的發展道路定為一尊,更不應該把自己的發展道路強加于人。”[27]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期,“這一轉型由全球發展體系權力結構的變革、新的發展挑戰和新的全球發展議程共同推動,其中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是重要原因。”[28]作為世界最大新興經濟體的引領者,中國共產黨發出“中國應該對人類社會有更大的貢獻,更大的擔當”的時代強音,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這不僅是對全球治理秩序變革的深邃審思,也彰顯了當代中國引領世界歷史進程的理論自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及其實踐,是對全球化進程中的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更張,是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替代性方案:基于理念的維度看,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國與國之間平行結構的伙伴關系為基礎,是一種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真實、平等、互利的真正共同體,它主張“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強凌弱”[29],從而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實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30];從實踐的角度看,無論是“一帶一路”、亞投行和金磚銀行建設,還是亞丁灣維和護航行動,抑或是積極締結并履行《巴黎氣候協定》,中國以在各個領域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際行動,充分彰顯了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的決心與努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繼承了馬克思“真正共同體”思想,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是當代中國發展觀創新與實踐的智慧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對“建設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世界”的創造性回答,為構建多樣化、包容性的世界文明樣態以及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中國方案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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