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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原版足球即时赔率:中國近代體育教師群像歷史流變及其意義

時間:2015-06-2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7878字

皇冠即时赔率网 www.471027.live   近代學制頒布前,雖然教會學校和洋務學堂中時有學校體育活動的記載,但一直鮮有關于體育教師的具體記錄。體育教師以一個群體的形象出現在歷史舞臺,始于1904年近代學制的頒布和實施。癸卯學制確立了體操科為學校教育的正式課程后,近代體育課程得以在各級學???,體育教師作為課程的實施者,無論是在角色的重要性還是在教師總數量上,都得以迅速提升,體育教師也由此正式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體育教師的出現,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不同時期體育教師留給人們的整體印記,恰恰就是那個時代學校體育和體育課程留在體育教師身上的烙印。體育教師群像歷史流變的軌跡,印證了一個時代里體育教育所經歷的全部故事和曲折;因此,以不同時期里體育教師群像為線索,搜尋我國近代以來不同時期里各類史料中所記載的體育教師形象,形成一段體育教師群像的變遷史,對于從教師這一視角去思考和審視近代體育教育的發展變遷,思索和探尋當今體育教師教育的改革與創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由于政體決定了教育體制,而教育體制又通過學制予以表現。正是由于這一點,本研究按照近代史上學制頒布時間,分為4個階段,即癸卯學制時期、壬子癸丑學制時期、壬戌學制時期和戊辰學制時期,分別對不同時期體育教師的群體形象進行回顧和梳理。

  1 我國近代體育教師群像的歷史流變
  
  1.1癸卯學制時期---兵痞式體育教師
  
  新學制頒布后,新學堂如雨后春筍,迅猛發展。“體操科”作為學??緯討?,其教學內容以普通體操和兵式體操為主,許多學校均開設了這一課程;然而,對于體操課程而言,體育教師的配備是當時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在當時其他學科培訓機構還不多見的年代,培訓體操教師的機構更是少見。這一時期,一部分從日本德國留學歸來的留學生,成了體育教師隊伍的主要力量。同時,留學生中較有見識的一些人開始開辦體操培訓學校,較為有影響的如徐一冰創辦的中國體操學校,但一方面由于留學生數量有限,另一方面,國內培訓機構所培訓的體育教師又沒能在短期內滿足各級學堂的需求,在客觀上,清末出現了體操教師奇缺的現象。在“軍國民主義”教育思想影響下的清政府,一方面為了更好地統治和訓練學生,另一方面也為了解決全國各級學堂無體育教師的困境,從軍隊中選聘了大量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來充任學校體操教員。在整個癸卯學制施行期間,全國體育教師的主要力量就是這些下級軍官和士兵。

  然而,“這些軍人大都沒有體育專門學識,只不過在軍隊中習練過兵操,有一點普通軍事知識,根本不懂普通體操”[1]73.由這些軍士組成的體育教師隊伍,其為當時人們所詬病的形象便可想而知。正如朝廷的官員向清廷學部《呈請設立體操學堂意見書》中寫道的:“乃調查各省學堂之教育,其任體操者,非營兵無取也。”其所教之體操“既無初等高等之區別,復無小學中學之特殊……如是人者,目不識丁,口不言文,其品其性,一無可取,……侈然胖然,朝酒夜色者不可勝數。于是學界卑之,使不得與各教員齒,學生輕之,指目以動物標本之名”[2].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創辦體操學校的徐一冰敘述當時學校體操教員的情況道:“一般無知識無道德的營弁之兵士,竟一躍而為學校教師,品類不齊,非驢非馬,既不知教授為何物,又不知學堂為何地,酗酒狂賭,好勇斗狠,無所不為,不一年學校之名掃地,社會之信仰盡失,學生父兄,多仇視體操一科。當時有的學生父兄為此勒令子弟退學,有的學堂其他教師見了體操教師根本不理睬,或趕緊避開。”[3]

  由此可見,癸卯學制時期的體育教師,留在當時人們心中和史料中的形象,是完完全全的兵痞式的體育教師形象。

  其實,清政府在其頒發的《任用教員章程》中早已規定:“凡從事學堂之員紳,及各科學教員,必審擇精力強健,辦事切實耐煩,不染嗜好者,方于教育有裨。查洋藥為鴆毒之尤,各省學堂均應懸為厲禁。無論官師學生及服役之人,有犯此者,立行斥退,萬不可稍從寬假。學堂教習,既列為職官,當有任期,或三年一任,或兩年一任,或視該學堂畢業之期為一任。”然而這只是一紙空文,對糾正體育教師的形象完全于事無補。

  1909年《教育雜志》中“章程文牘”專欄上刊登《日本文部省檢定教員章程》,表明當時學習日本教育制度之意,其中第11條明確規定,“陸軍步兵科士官”和“陸軍步兵科下士任官候服現役滿4年以上者”“呈報體操科之試驗檢定之時,則免兵士體操之部”[4].

  由此可見,由兵士充任體操教員,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日本影響。

  《教育雜志》在當時刊載此文,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無論清政府對這一時期的兵痞式體操教員如何評價,其在事實上已被清政府所接納,并認定他們為真正的“體育教師”.

  1.2壬子癸丑學制時期---教師式體育教師
  
  中華民國成立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9月頒布了《壬子學制》,后又 陸 續 頒 布 了 有 關 學 校 的 各 種 法 令 對 其 進 行 補 充。

  1913年,北洋政府將學制和法令合并改稱為壬子癸丑學制。在這一時期,體操課內容仍以兵式體操為主,但體操課程目標開始強調“兒童身體各部平均發育,強健體質,活潑精神,兼養成守紀律、尚協同之習慣”[5].可見,體育課程雖然仍會受到軍國民思想影響,但對于學生個體發展的關注,已漸漸受到重視。

  在體育教師問題上,也更為注重對其教書育人價值的培養和認同。

  北洋政府意識到,“教育為神圣之事業,乃國家生命之所存”.在教育部訓令二指出:學校管理員與教員,“于其職務,務宜竭誠將事以盡,先知先覺責。對于學生親之如良友,愛之如子弟,本身作則,以陶冶其品性,養成其獨立自營之能力。諸君在校內既為學生所矜式,在校外即社會之楷模,果具高尚貞固之精神,以終身盡職為樂,則我中華民國學術之發達,風俗之轉移,與世界列強同臻進化之盛”[6].基于這一認識,中華民國還較為重視教師自身素養的培育和養成。如1912年頒布的《師范教育令》中規定 “師范學校以造就小學教員為目的,高等師范學校以造就中學校、師范學校教員為目的”[7],并強調師范學校遵《師范教育令》本旨教養師范生:“要健全之精神,勤于體育;要陶冶情性,鍛煉意志;要愛國家,遵法紀;要獨立博愛;有正確世界觀與人生觀;教授時常宜注意于教授法;教授上一切資料,務切于學生將來之實用;要注意為學之道。”[8]

  同年12月,頒布的《師范學校規程》再次強調師范生的氣質培養。它以日本師范學校為樣板,重視培養師范生的教授之精神修養,知識技能之修養[9].它要求“教師當富于愛國之志氣,平素通忠孝之大義;教師為眾人仰望之中心,應常鍛煉精神,磨礪德操以之陶冶生徒;為公人當敢守規律,保秩序,立師表威義;教員須于教授能適切;注意教授之方法,使生徒受業之際,得兒童教授之方法;學習之方法不全憑教授,須養成生徒學識技藝之向上的習慣”[10].由此可見,北洋政府時期較為注重教師的培養,一大批師范院校也紛紛成立,這種對教師培養工作的重視,不僅提高了整個民國初期師資隊伍的整體素養,對扭轉清末兵痞式體育教師向教師式體操教員轉化,也起到了較好的推動作用。

  這一時期的體育教師中,一方面由于留學生陸續歸國效力,使體育教師隊伍中這一部分的教師人數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各類有識之士在各地創辦的師范學校及體育學校、體操專修學校等,也培養了一批數量可觀的體育教師,這使體育教師質量在總體上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北洋政府對各類體操學院支持有限,體操專修學校在原本數量就不多的情況下,還有一部分學校相繼關閉,因此,體育教師總體上還是很難滿足當時體操課程教學的需要。

  1919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第5次會議”上通過了《改革學校體育案》,方案要求“加強師范學校的體育,使一般小學教師都能擔任體操課,以解決缺乏體操教師的問題”[1]106.這一方案進一步深入解決了體育教師數量不足的問題,也從總體上改變了體育教師的成分,使更多其他學科的教師正式走上了擔任體操教員的“合法化”道路,也使得這一時期的體育教師群像更具有教師式體育教師的特點。

  1.3壬戌學制時期---私教式體育教師
  
  進入20世紀20年代,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學說和自然體育學說被杜威等人傳入中國。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這種思想很快在教育領域中占有支配地位。我國教育界的領導實權也由日本留學歸國者手中逐步轉移到留美歸國者的手中。

  1922年,南京政府仿效美國六三三制模式制定和頒布了壬戌學制,根據新學制和次年公布的《課程綱要草案》,“體操課”改為“體育課”,全國統一剔除兵操,改為田徑、體操、球類、游戲,增加了生理和衛生等教學內容,提倡民主與科學,尊重學生個性,強調兒童本位的現代教育觀念[11].體育課程內容的這些改變,無疑加快了體育教師朝著“專業化”方向積極發展的速度,體育教師只有掌握了更多的新技能,才能更好地滿足當時體育課程教學的需求。

  西方近代體育內容在學校的出現,本應是近代體育課程的進步;然而,由于當時學校體育自身的特殊性,這種“先進的”學校體育理念進入體育課程后,反而給體育教師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阻力,學校體育一度出現了2種糟糕現象。一種是體育課堂上出現了放任自流式的“放羊式”教學。由于體育教師自身技能上的不足,又加之部分教師對當時課程思想的曲解,部分體育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過分順從學生的“興趣”和“愛好”,忽視了體育教師的指導作用。另一種糟糕現象是選手體育的出現。

  在當時體育專業教師緊缺的情況下,校方常以學生參加對外比賽的勝負來衡量體育教師的工作成績,體育教師為避免受到校方指責,不得不終日為少數個別選手的練習、比賽和應付選手的諸多要求而奔忙,完全無暇顧及全校學生的體育[1]205.也正如鄒法魯在《學校體育怎樣變化》一文中所回憶的,“學校體育,倘因比賽而獲得錦標,人們必定交口稱道,該校的體育成績怎么優良,該校的體育訓練怎么有方,并且必定連帶著歸功到該校辦理完善,于是全校上下認為體育比賽而能獲得錦標,乃增進學校名譽的一個良好機會,因此,學校體育的設施以專獲錦標作為目標。體育的一切訓練,以專獲錦標為依歸。日久所注意的都是在訓練少數的學生,優待運動員等”[12].正是由于體育教師在為少數“優待分子”服務,為學校的榮譽服務,學校體育課程并沒能在這一時期取得顯著進步。“選手體育”在當時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這也使得這一時期的體育教師無形中被捆綁到了選手體育上,體育教師成為了選手們的私人教練,私教式體育教師也就成了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體育教師形象。

  1.4戊辰學制時期---運動員式體育教師
  
  1928年,國民黨政府為了加緊實行法西斯教育,在篡取政權的第2年,就公布了《戊辰學制》。此學制基本上仍沿用美國的六三三學制,在體育課程內容上的主要變化是中學以上需進行軍事訓練。國民政府意識到,“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負有救亡圖存之重任,而少年身體強健則是實現救亡圖存之重任的基礎。這樣一來,國家就把孕育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以及整個國家民族生命延綿的基點都放到了體育教師的身上[13].這一時期也涌現出了一批以國家興亡為已任、致力于推動學校體育教育事業發展繁榮的優秀體育教師,如馬約翰、吳蘊瑞、程登科等,這些教師的光輝事跡也一直留在了歷史的記錄和人們的記憶中。

  但是,由于當時社會歷史環境的動蕩不安,國民黨政府出臺的教育政策往往很難貫徹落實,體育教師隊伍在整體上仍難以盡如人意。當時國民經濟下行,物價高漲,教員薪金不增,使得一些體育教師改行或是去經商,再加上公立或私立的體育專門學校寥寥無幾,致使體育教師嚴重缺乏。就像馬治奎在江蘇省所觀察到的,“在10個學校里,合乎體育教師資格者竟不到三四個,試想比較前進的江蘇省教育界尚且如此,旁的地方恐怕還要不如”[14].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民眾得到體育鍛煉指導,學校有人上體育課,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有些運動員被請進學校,充任體育教師。正如方萬邦所講,“就實際方面視察起來,現今學校與社會體育的領袖人才會受體育專業訓練者已屬難能可貴,其實只長一技一能的運動員充作體育教師與領袖者比比皆是”[15].又如,付駿銘在小學體育教師修養問題一文中陳述到:“當時小學校因體育學校畢業人次不敷分配,而且待遇微薄,一般體育專業的畢業生,自命為體育專家,又不肯到小學界里去,因此師資起了恐慌,于是一般中等學校里的,所謂運動員,也就投入了小學體育界。”[16]

  然而,還有一些運動員沒有把體育教師當成終身職業,而是像濟武所講,“多數現任之體育教員仍為舊時之運動員,并且以體育為臨時工作”[17].就是這樣的一個怪圈,又造成體育師范的畢業生想進又進不來。正如付駿銘所言:“在混亂的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下,國家只有造材而無用財的矛盾,中學運動員可以跑到小學里做體育教師,出身隊伍的也得來干弄一下,于是,一般體育師范的畢業生,飯碗被人侵占了。”[18]

  由此可見,當時運動員已經在體育教師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稱這一時期的體育教師為運動員式體育教師則不足為怪。

  2 近代體育教師群像歷史流變的當代啟示
  
  2.1外促式發展與自發式發展相結合:體育教師教育的愿景
  
  作為社會的子系統和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教師教育不可能離開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條件而存在,始終與國家命運、教育改革、社會需求同向同行,積極為社會發展服務,這是由體育教師教育外部關系規律所決定的。無論是在癸卯學制時期從軍隊中選聘了大量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來充任學校體操教員緩解體育教師數量的嚴重短缺,還是壬子癸丑學制時期體操教員的“合法化”身份,以及戊辰學制時期“運動員式教師”的出現,都體現了體育教師的選拔培養需以服務國家社會需求為宗旨。這樣的外部促進式體育教師專業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教師不足的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體育教師整體素質的提升,但其成果終究是建立在對體育教師的壓制上。從教育內部關系規律來看,教育活動就是促使人成為“人”的活動。人是教育的對象,教育工作以人的成長作為出發點和歸宿,教育乃以“育人為本”.北洋政府在教育部訓令二就指出:學校管理員與教員,“于其職務,務宜竭誠將事以盡,先知先覺責。對于學生親之如良友,愛之如子弟,本身作則,以陶冶其品性,養成其獨立自營之能力”;因此,唯有尋求內生式的體育教師專業發展才是體育教師發展的長遠之計。促進體育教師自主發展是全球化、信息化、終身學習等思潮和觀念對體育教師轉變角色、自主創新、知識技能更新提出的新要求,更在于體育教師生命內在意蘊的主動性、自覺性與創造性沖動,需要體育教師專業發展從被動、自在走向自為、自覺。

  “到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進入人力 資 源 強 國 行 列”是 我 國 中 長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發 展 目標[19],全面實施教育部2014年8月頒發的《關于實施卓越教師培養計劃的意見》,培養一大批卓越的中小學體育教師是體育教師教育的重要任務;因此,在體育教師教育過程中,堅持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分類指導、協同創新、深度融合,不斷創新體育教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同時,更應該注重激發體育教師持續學習能力和工作熱情,促進體育教師的自主發展與成長,更好地將外因與內因結合起來,將體育教師職前培養、入職教育和職后培訓相結合,將體育教師人格特質與專業特質培育相結合,才能培養一大批師德高尚、專業基礎扎實、教育教學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突出的高素質專業化中小學體育教師。

  2.2職前培養、入職教育和職后培訓一體化:體育教師教育的過程
  
  縱觀體育教師群像的近代變遷,折射了我國清末民國時期政治體制和教育條件下,體育教師要形成一個優秀的群體形象,獲得一個較高的社會地位,并非易事,這既受當時經濟社會背景所限制,也與體育教師自身知識、能力和素質不高存在緊密關系。時光飛逝,過去的兵痞式體育教師、私教式體育教師、運動員式體育教師如果出現在當前的學校體育工作中是難以想象的,過去的“師資培訓”已遠遠不能滿足當前學校體育改革和發展需要。在信息化、智能化、國際化、全球化、學習化潮流涌動的今天,體育教師教育已從師資培訓到師范教育,走向了職前培養、入職教育和職后培訓一體化,實現了體育教師教育過程的連續性、統一性、協調性,教師教育內涵不斷擴大、功能不斷完善,成為卓越體育教師成為體育教師成長的新的追求。

  從觀念層面來講,傳統的“一次投入,終身受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僅依靠體育教育本科專業4年培養出來的體育教師已難以適應基礎教育體育課程改革的需要,體育教師教育應是職前培養、入職教育和職后培訓相統一的連續不斷的過程。

  從過程來看,既要重視職前培養,又要做好在職培訓,既重視外在培養,更要重視內在努力,只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有可能培養出卓越的體育教師;從內容來看,職前培養與在職培訓內容既要有所區別、各有側重,又要相互銜接,既體現出階段性,又要表現出整體性;從目標來看,師德高尚、專業基礎扎實、教育教學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突出是體育教師教育職前培養、入職教育和職后培訓的共同追求。

  2.3人格特質與專業特質共育:體育教師教育的價值取向
  
  “體育一道,配德育之智育,而德智皆寄于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體育關系到民族的強盛,國家的興衰,人種的強弱。體育教師,作為體育文化的見證者、傳承者和傳播者,關系到體育的作用力、影響力和輻射力,是國家強弱存亡之權者。誠如包和清所言“體育的實施,其功效不僅在鍛煉個人身體而已,亦為延續民族生命的要素。中國如不欲圖強則已,如欲圖強,非提倡體育不可,但提倡則非培養優良之體育師資不可!”[20]

  可見,體育教師的質量關系著學生的身體發展,關系著民族興旺和存亡,因此,體育教師應該不斷地提高專業素質的同時提升人格魅力,做到“為人師表”“學高為師,身正為范”.體育教師,理應是 “人格的導師”,是因為體育教師給學生的影響是別的學科教師所不能比的,他給學生的影響最深。學生與體育教師接觸的機會最多,體育教師的言語行動及一切人格表現極易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就像林礪儒在全國體育工作者暑期學習會上所說:“理化教師進行教學時,學生只集中注意于接受知識,就不易多受先生人格的影響。如果老師再嚴肅地講話,師生之間更容易在精神上劃出一道防線,反而隔膜起來。唯有體育先生在運動場上與學生共同游戲,做種種比賽運動,彼此之間打開胸懷,精神交感無疑,所以給學生影響甚深,不管是好的或是壞的都是一樣給學生們深刻的影響。”[21]

  可見,要想把體育事業干好,把學生教好,除了具備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外,體育教師還要有一種為體育付出的精神,一種為體育舍棄的精神,形成一種對體育的信仰,這樣才能生出力量,才能決心將體育干到底。

  3 結束語
  
  我國近代體育教師從登上歷史舞臺起,便自我建構了一個個大多并不為人們所贊賞的群體形象。體育教師群像的近代變遷,折射了我國清末民國時期政治體制和教育條件下,體育教師要形成一個優秀的群體形象,并非易事。我國近代社會并沒能為當時的體育教師提供良好的發展條件和氛圍,要培育優秀的體育教師,還得從改革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入手。無論是我國近代各式體育教師,還是當代不同類型的體育教師,都應遵循體育教師專業化發展的道路,以國家興亡為已任,堅定自己的職業選擇?;蛐澩詠虻貝逵淌θ合窬謀浠純?,體育教師的社會地位一直都不高;但是,應該清醒地看到,體育教師社會地位低下并不是因為體育不重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與體育教師自身存在一定的關系。體育教師只有堅定信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質,朝著自身專業化方向發展,才能為自己樹立堅定的、良好的社會地位。

  參考文獻:

  [1]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中國體育史學會.中國近代體育史[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89.
  [2]摘自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室.中國近代體育史(初稿)[M].1976:27-28.
  [3]谷世權,林伯原.中國體育史下冊:近代部分[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89:58.
  [4]日本文部省檢定教員章程[J].教育雜志,1909,1(4). 
  [5]王華倬.論我國近代壬子癸丑學制時期體育課程的特點及其歷史價值[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05,22(3):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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