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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体澳门即时赔率:美國黑人史書寫對美國歷史的作用分析

時間:2019-12-23 來源:史學月刊 作者:劉雅軍 本文字數:40623字

皇冠即时赔率网 www.471027.live   摘    要: 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黑人史書寫的分水嶺。它逐漸從傳統的貢獻論、斗爭論轉向黑人共同體及其文化。美國黑人試圖從自身的視角理解美國歷史與現狀,進而通過新黑人史加強自我意識、自尊和族群凝聚力,尋求作為一個集團在政治上合一到美國社會中去的機會。70年代中期以后,此種新黑人史書寫雖然并未在民族主義方向上持續發展,但是,它的亞文化族群特征逐漸改變了美國史主體架構,與其他新興的邊緣群體史學一起,嚴厲譴責美國過去的罪惡,最終解構了傳統美國史。八九十年代以后,經由大眾傳播和學校歷史教育,“碎片化”的新美國史引發文化身份認同、多元文化教育、乃至國家分裂的激烈爭論。

  關鍵詞: 新黑人史; 黑人共同體-文化; 美國史;

  Abstract: The 1960 s marked a watershed in the writing of American black history.It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contribution and struggle to the black community and its culture.African Americans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strengthen their selfconsciousness,self-esteem and ethnic cohesion through the new black history,and seek the opportunity to integrate into the American society politically as a group.After the mid-1970 s,although the writing of new black history books did not develop continuously in the direction of nationalism,its subculture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gradually changed the main structure of American history.Together with the history writing of other emerging marginalized groups,they severely condemned the past si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nally deconstructed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history.After the 1980 sand 1990 s,through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the new “fragmented”American history triggered fierce debates on cultural identity,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nd even national division.

  Keyword: new black history; black community-and-culture; American history;

  *關于歷史書寫對國家或族群歷史意識和共同體建構的作用,當代民族理論家安東尼·史密斯曾說:知識分子通過書寫本國家或族群的“信史”,擁有強大的動員力量,對于激勵起“我們的人民”為共同的民族作自我犧牲的愿望和意志,很少有其他意識形態能夠與之匹敵1。也就是說,由于歷史能夠提供合法性,因此,有效的使用“過去”是一種增強政治力量的方式。20世紀美國黑人史書寫的興起、20世紀60年代的重心轉向及其對美國史的影響,恰好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證。目前,國內外學界的相關研究分散在史學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等不同領域當中2。本文在此基礎上,從文化政治史的視角,嘗試將相關諸領域的問題視為一個密切關聯的整體,結合時代背景聚焦美國黑人史書寫內在理路的代際變化,分析其書寫重心轉向與社會運動、學校歷史教育變革之間的關聯與互動,呈現黑人史政治性意義不斷加強的過程、引發的爭論和多面相的影響,進而提出多民族國家書寫族裔史的一些相關問題,希望能夠為較深入地認識歷史書寫與族群文化建構、國家主流文化重構之間的關系提供一點參考。

  一、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黑人史:修正主流美國史

  當代美國歷史學家阿普爾比在《歷史的真相》中提到,典型的美國國族史故事,講的是“自革命以來政治自由和經濟繁榮的成功發展史。黑人雖然自1619年就來到英屬美洲殖民地,在歷史教科書里卻只有模糊的影子……300多年來,白種美國人一直隱瞞黑人存在的證據,而且一直把黑人的經歷排除在美國國史之外”3。的確,在19世紀盛行歐洲的“科學種族主義史學”的影響下,職業歷史學家書寫的美國史,著重探討盎格魯-撒克遜種族起源、民主體制等,以“宏大敘事”奠定了“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文化”的主導地位,淡化或抹煞土著印第安人和其他民族在創建美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所謂的科學史家寫了很多著作,論說黑人在奴隸制下展示的孩童的幼稚本性,內戰中的懦弱無能,以及解放后的野蠻和浪費。他們聲稱,歷史清楚地表明黑人不能作為自由人而生存。由此,奴隸解放時期也就被看成是黑人的災難和白人的麻煩。”4
 

美國黑人史書寫對美國歷史的作用分析
 

  這種美國史書寫的影響既有害又深遠。它不僅使黑人產生強烈的自卑感,難以確認自己的身份,而且為一整套復雜而有巨大危害的、致力于隔離黑人和白人的法律,提供了歷史合法性,用于創建和維護黑人與白人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黑人學者杜波伊斯曾在《黑人的靈魂》(1903)中說:“這個世界不讓他(黑人)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識,只讓他通過另一世界的啟示來認識自己……是一個美國人,又是一個黑人;兩個靈魂,兩種思想,兩種彼此不能調和的斗爭;兩種并存在于一個黑色身軀內的敵對意識,這個身軀只是靠了它的百折不撓的毅力,才沒有分裂。”5

  在迷茫和痛苦中,19世紀中葉起,黑人群體中出現了第一代業余黑人史書寫者,如詹姆斯·C.潘寧頓(James C.Pennington)、羅伯特·本雅明·里維斯(Robert Benjamin Lewis)、威廉·威爾斯·布朗恩(William Wells Brown)、威廉·庫珀·內爾(William Cooper Nell)等。他們想要通過自己的黑人史寫作改變傳統的負面黑人形象,證明黑人同美國生活的相容性。例如,潘寧頓在1841年最早出版美國黑人史的綜合著作,使用《圣經》作為主要資料,駁斥盛行的種族劣等理論,證明黑人也屬于人類大家庭。他解釋說,美洲的奴隸貿易和奴隸制既是非洲人的多神信仰惹上帝不高興的結果,也源于美洲殖民地對勞動力的需求,而非種族低劣。其他早期黑人業余歷史學家與潘寧頓的方法相似,但是更強調黑人對人類文明所做的貢獻以提升其平等。里維斯使用《圣經》和其他古典資料,描述埃及人對世界文學、音樂、科學、建筑、數學等方面的貢獻。布郎恩使用傳記資料,展示黑人若有機會就能夠取得成就。內爾以黑人參與獨立戰爭來說明黑人具有成為忠誠公民的能力。這些美國黑人史的早期作品,強調黑人在非洲、美洲,在已知世界的貢獻。通過展示黑人的成就,他們希望能夠激勵黑人朝向典范的生活,并因此消除來自白人的批評的理由,進而改變美國社會對待黑人的態度,得到白人的接納。然而,他們的歷史編纂學受到了資料和架構的限制,可信度并不高,影響也十分有限6。

  不久之后,被約翰·霍普·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視為現代美國黑人史編纂學之父的喬治·華盛頓·威廉姆斯(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通過系統使用原始資料,如報紙、黑人組織的記錄、統計數據、檔案資料、訪談等,寫作了美國黑人第一部嚴肅的歷史著作,即《1619-1880年美國黑人種族的歷史:作為奴隸、士兵和公民的黑人》(History of the Negro Race in America from1619 to 1880:Negroes as Slaves,as Soldiers,and as Citizens,1882),促使美國黑人史有了革命性的發展。雖然沒有很強的分析性和批判性,也還沒有完全擺脫神諭色彩(他說,在歷史的解釋中,必要明辨上帝的計劃),這部作品卻是在努力地記錄事實。威廉姆斯在“前言”中說:“我的全部渴望一直是撰寫一部確實值得信任的、可靠的歷史著作。”7同時,他的作品也是要促使重建后“充滿恐懼的時期里黑人大眾盡最大努力為公民權和人之為人而戰”8。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少數幾位受過專業訓練的黑人歷史學家成長起來。作為第二代黑人歷史學家,他們與詆毀黑人在美國生活和文化中取得成就的種族氛圍進行了斗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杜波伊斯和卡特·伍德森(Carter G.Woodson)。杜波伊斯1895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是第一位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第二年,他的博士論文《1638-1870年間非洲到美國的奴隸貿易中的壓迫》(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638-1870,1896)作為哈佛歷史研究叢書之一出版。之后,杜波伊斯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和文學等領域游弋,成為那時“為數不多的、在廣泛的美國黑人研究領域被認為是真正合格的幾個人之一”9。他的作品,如《費城的黑人:一項社會研究》(The Philadelphia Negro:A Social Study,1899)、《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1903)和《黑人》(The Negro,1915)等,連同他所主編的《?;罰–risis)雜志,激發起公眾對于美國黑人史的興趣。1935年,他的經典著作《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出版,為保持黑人史和黑人自由斗爭之間的密切關系,貢獻良多。在“歷史的宣傳”那一章中,杜波伊斯揭示了美國歷史如何被濫用以壓迫黑人。他寫道,對重建時期的處理,反映了美國歷史學家缺乏科學家的聲譽10。他一方面強調奴隸在自身解放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反抗主流美國史否認或歪曲內戰后黑人在創建民主美國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他還把自己的著作視為在更大范圍內黑人斗爭、反抗美國現實社會的一種貢獻和武器。當他快要完成該書時寫道:“這些美國黑人都了解,他在這里的戰斗是終極之戰?;蛘咚勞?,或者勝利。要么斬草除根,要么絕對平等。沒有妥協。這是西方最后一個偉大的戰役。”8

  “若不想黑人在世界思想史中成為無足輕重者,就應當書寫黑人史。”11卡特·伍德森(Carter G.Woodson)1912年獲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后,不僅通過自己的學術著作破解黑人史神話,而且精力充沛地在學術研究、激情演講和出版著作等活動中穿梭,致力于黑人史的組織化發展和大眾化傳播。1915年,他創建了黑人生活和歷史研究會(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ASNLH),次年《黑人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創刊。20世紀20年代中期,他又創辦了黑人歷史周(Negro History Week),30年代創辦了《黑人歷史公報》(Negro History Bulletin)。這些工作不僅為黑人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提供了平臺,而且使得存在于學者之中的歷史資源傳播到廣大黑人民眾當中,轉變了社區內、學校內很多普通人對黑人史的看法。因此,伍德森被視為“黑人史運動”的創始人12。1926年,由杜波伊斯提名,他獲得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的斯平加恩獎章(Spingarn Medal)。

  除了成功發起“黑人史運動”,打破了黑人沒有過去的神話,伍德森還培養了一群黑人歷史學家,使得黑人史研究逐漸從副業轉變為一個職業,盡管還是被隔離的,卻為黑人史專業的合法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在他的影響和幫助下,阿爾魯休斯·A.泰勒(Alrutheus A.Taylor)、查爾斯·韋斯利(Charles Wesley)、洛倫佐·格林尼(Lorenzo Greene)、W.舍曼·薩維奇(W.Sherman Savage)、詹姆斯·胡果·約翰斯頓(James Hugo Johnston)、路澤·剖特·杰克遜(Luther Porter Jackson)等年輕一輩的歷史學家,都熱誠地致力于研究黑人的過去13。在20世紀30—4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們以南部的黑人學校為基地,運用更嚴格、系統的歷史專業研究方法,既孜孜不倦著述,又以各種方式將新的黑人史觀念傳播到更廣泛的公眾當中。同時,一些黑人大學,特別是位于北部的霍華德大學中出現了重要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黑人知識分子,如經濟學家阿巴拉姆·L.哈瑞斯(Abram L.Harris)、政治學家拉爾夫·J.邦奇(Ralph J.Bunche)和社會學家E.富蘭克林·弗雷澤(E.Franklin Frazier)等。他們的作品表現出某些激進色彩,與黑人歷史學家相對冷靜、超然的分析相互補充和影響。

  從根本上說,黑人歷史學家獨立而冷靜的、被隔離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對民主信條、美國的種族實踐和希望之間矛盾的深刻認識之上。他們認為,美國種族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白人不知道黑人所做的重要貢獻;而知識是最好的消除種族不平等的工具,撰寫黑人史既是為黑人讀者寫作,希望以此提升黑人對自己遺產的自豪感,鼓勵其為自身平等而斗爭;同時,也是為白人讀者寫作,目的是說服他們相信美國黑人過去的價值,接納黑人進入美國社會14。因此,伍德森在《我們歷史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Our History,1922)“序言”中寫道,該書的目的是“展示黑人與白種人的接觸中如何受到影響,強調黑人對于文明的貢獻”14。20世紀30年代加入伍德森圈子的勞倫斯·瑞迪克(Lawrence Reddick)聲稱:黑人史書寫者的共同目標乃是“尋求知識的進步,同時以具體的設計提升種族進步的層次;其中,不時表達的、而且總是隱含的信念是:黑人在人類成就方面的作用是重要和積極的”15。在史料和編纂方法上,他們常常聚焦于大衛·沃克(David Walker)、奈特·特納(Nat Turner)、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杜波伊斯、馬庫斯·加維(Marcus Garvey)等影響力大的人物,并通過黑人領袖的不同職業展現美國社會的流動性。例如,道格拉斯被視為19世紀自我造就的典范人物,布克·華盛頓(Booker T.Washington)如林肯一樣出身于小木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政治學家拉爾夫·邦奇更是一個絕好的代表美國機遇的例子。他的祖父是奴隸,父親是底特律的一名理發師,他本人最終上升到特別政治事務助理國務卿、美國在聯合國中的最高級別官員16。1936年,在“美國黑人生活和歷史研究會”年會上,勞倫斯·D.瑞迪克將上述歷史編纂學的方法稱為“自由主義”的范式,即相信個人憑借著勤勉、忍耐和虔誠信仰能夠融入美國社會,實現人類進步17。

  伍德森及其協會發動的“黑人史運動”到30年代初見成效?!逗諶聳吩又盡啡漲鞣比?,黑人歷史周被黑人社區廣泛關注,《黑人歷史公報》將資訊傳遞給黑人大眾。黑人學院排隊舉辦年度會議,成為宣傳黑人史的前沿陣地18。進而,這場深入草根階層的黑人史宣傳,對20世紀第一次大規模的黑人群眾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加維主義———它的熱情的民族主義、報紙《黑人世界》以及其重點強調黑人史和黑人文化———應該被看作伍德森及其開創的更受人尊敬的黑人史和黑人權力運動背景中的一部分”19。

  當然,那時黑人歷史學家的努力和黑人史的影響還未能觸及美國主流社會,大多數白人學者也未能反思他們所撰寫的歷史反映了某種特定的種族主義立場。白人歷史學家菲利普斯(U.B.Phillips)南方史敘事當中對黑人的看法更為普遍和流行,如黑奴制度是一種仁慈的制度;黑人天生低劣,是像兒童一樣頭腦簡單的小丑、黑鬼、野人,未曾參與美國文明的創建和發展;種植園是訓練黑人最好的學校等20。但是,羅斯福新政時期,南方出現了首批心懷同情的白人歷史學家。他們將新材料和新視角帶入該領域,開始撰寫修正主義的美國史。例如,弗雷德里克·班克羅夫特(Frederic Bancroft)的單卷本著作《舊南方的奴隸貿易》(Slave Trading in the Old South,1931),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向菲利普斯提出了質疑;弗朗西斯·B.西姆金斯(Francis B.Simkins)和羅伯特·H.伍迪(Robert H.Woody)的《重建時期的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 during Reconstruction,1932),揭露了黑人遭受的脅迫和暴行,指出南方重建的公認解釋,對該州造成的傷害比重建本身還要大;C.凡·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的《湯姆·沃特森:農村造反者》(Tom Watson:Agrarian Rebel,1938),對種族隔離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戰21。同時,這一時期對黑人史書寫有重大影響的白人歷史學家,還有激進的左派和自由派人士,如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等。阿普特克的《美國黑奴起義》(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1943)、《美國黑人文獻史》(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Negro People,7卷本1951-1994)等著作,站在奴隸抵抗的立場上書寫、記錄黑人史,強調自非洲海岸被奴役時就存在的黑人激進傳統,贊頌不屈服的黑人抵抗精神?;舴蛩顧?944年發表了《U.B.菲利普斯與種植園神話》,對菲利普斯有關奴隸制的書寫,從方法論和意識形態兩方面進行了有力的系統性批判,并呼吁從奴隸的視角寫作22。盡管這些白人歷史學家人數較少,其著作和觀點也受到主流的忽視,但卻為二戰后黑人歷史學家進行新綜合做了準備工作。

  托馬斯·C.霍爾特認為,“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多數美國白人對黑人歷史的了解,可能得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的一部社會學著作”23,即《美國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 ma,1944)。該書由瑞典社會科學家岡納·默達爾(Gunnar Myrdal)應卡內基基金會之邀主持寫作,其中強調:“戰爭使美國人比任何時候都更為明確地意識到了美國信條與種族不平等的現實之間存在的矛盾”;其“結果之一必將是對黑人地位的重新定位”24。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就是一次反種族主義的圣戰25,它使得美國國內的種族問題暴露到世界面前,令其深感尷尬和恥辱。同時,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復蘇、黑人向城市遷移和再就業,促使新的希望燃起,黑人也許終究會進入美國生活的主流。

  正是在那種知識氣候和政治、經濟現實中,第三代黑人歷史學家以約翰·霍普·富蘭克林和本雅明·夸爾斯(Benjamin Quarles)為代表,在黑人史書寫方面表現出不同的興趣:“他們不太關注美國黑人的成就,更多地關注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互動,更多地關注頻繁的對立,而非難得的真誠合作;他們傾向于從更大的視野來看待美國黑人史,堅持認為任何影響美國黑人地位的事件都是美國黑人史的一部分,即使沒有美國黑人直接參與其中。”26由是,二者的黑人史書寫呈現出一種融合傾向的新綜合,不僅將敘述重點從少數杰出人物轉向黑人的集體經歷,而且“通過將黑人的過去視為美國歷史結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超越了伍德森”27。

  在黑人史上影響極大的《從奴隸制到自由》(From Slavery to Freedom,1947年第一版,以后陸續出了八版,發行350多萬冊,至今仍在美國大學中作為教材使用28)一書中,富蘭克林首先將目的設定為“展示一個群體的特征,而不是研究個體”。盡管個別的黑人成就出色,但卻并非是他的書的主要內容?!洞優ブ頻階雜傘肥?ldquo;一部黑人人民的歷史”,“主要是千百萬默默無聞的大眾為了努力適應一個新的、往往對他們懷有敵意的世界而奮斗的歷史”。其次,雖然自身經歷了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的痛苦,富蘭克林仍然堅定地擁護美國主流價值觀,努力在主流美國史的框架之內強調黑人與美國文明的互動和適應。他要敘述的是“黑人力圖把自己的命運和不斷演變的美國文明結合在一起這個過程的歷史”,因此必須“認清美國歷史的主流以及黑人同這個主流的關系”;“如果我們對美國文明產生過程中的主要潮流不保持敏感性的話,那就沒有可能去追溯美國黑人的歷史”;“黑人在美國得以生存下來,幾乎總是取決于他們適應、實際上是順應居于統治地位的文化的能力,而他們所遇到的障礙往往非常之大,使他們難以取得通常所說的重大成就”29。

  大體上,富蘭克林對美國社會朝向種族公正和寬容的方向發展,在很長時間內抱有信心,認為通過努力奮斗、文化適應,黑人可以融入美國社會。因此,在大多數黑人歷史學家認為“在更廣闊的職業世界中幾乎沒有機會、明顯地缺席主流的全國性學術會議”時,他的策略明確而堅定:“這就是你前進的地方,是你發現大門是否敞開的地方,這就是你進入職場的方式。”27同樣,夸爾斯在《內戰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Civil War,1953)、《美國革命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61)、《美國建設中的黑人》(The Negro on the Making of America,1964)等作品中,討論了奴隸反叛和重建的建設性,不僅將黑人置于美國歷史舞臺的中心,是追求自身自由斗爭中的主要演員,而且,進一步發展了社會學家默達爾在《美國的困境》中提出的問題,即強調壓迫黑人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是美國歷史的中心主題,黑人的行動為推動白人進一步完善美國的民主價值做出了重要貢獻。

  和前輩們一樣,這一代黑人歷史學家的黑人史研究也帶著深深的使命感。如富蘭克林所說:“一個民族的歷史與其爭取一流公民身份的努力之間存在著有效的相互聯系”;“第三代歷史學家是迫于形勢,為把美國黑人歷史融入國家歷史主流而斗爭。他們爭取將非裔美國人歷史融入主流的斗爭,是美國黑人學生爭取進入南方各州以白人為主的每一所大學,以及南方以外許多研究生院機構的斗爭的一部分;這也是美國黑人爭取進入美國生活主流而抗爭的一部分———爭取投票權、爭取平等待遇、爭取平等機會、爭取作為美國人的權利。”30因此,毫不意外,這一時期黑人歷史學家的研究重點是南北戰爭之前的自由黑人和重建,目的是駁斥那些盛行的觀念,如黑人腐敗、在政治上還沒有做好參與民主的準備等。由是,關于重建的解釋,自杜波伊斯以后,經由阿爾魯休斯·A.泰勒關于弗吉尼亞、南卡羅來納、田納西等地重建的研究,路澤·P.杰克遜關于內戰前弗吉尼亞自由黑人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黑人歷史學家和帶有同情心的白人歷史學家的共同努力,至約翰·霍普·富蘭克林的《重建:內戰之后》(1961),取得了較為明顯的勝利31。

  20世紀50年代之后,越來越多的白人歷史學家對種族關系和黑人經歷進行了認真研究。在“布朗案”和馬丁·路德·金崛起的十年里,他們為黑人史領域的進展和法律上、制度上種族隔離的廢除做出了重要貢獻,最有影響力的黑人史著作也是由他們書寫的,如C.凡·伍德沃德的《吉姆·克勞奇怪的一生》(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1955)、肯尼斯·斯坦普(Kenneth Stampp)的《奇特的制度:南北戰爭前南方的奴隸制》(The Peculiar Institution: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1956)、斯坦利·埃爾金斯(Stanley Elkins)的《奴隸制:美國制度和知識生活中的問題》(Slavery: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1959)等。他們傾向于種族平等的觀點,對奴隸制和種族偏見做出了負面的道德評估,表現出開明的、后新政自由主義的左傾激進色彩,以致被充滿敵意的白人評論家稱為“新廢奴主義者”(“neo-abolitionists”)。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白人歷史學家也開始關注黑人思想史、教育中的種族歧視以及城市中的黑人。有些白人教授還參加了黑人生活和歷史研究協會的年會,向《黑人歷史雜志》投稿,并開始將黑人史主題的論文分配給白人和黑人學生(3)。

  由是,黑人史不再是美國黑人歷史學家的專有領域,研究日趨深入,著作的出版日漸增多。盡管當時學術方面的新發展還未能影響到一般公眾的注意32,但是,這則為20世紀60年代黑人史成為公眾注意的焦點,做好了學術準備,并為黑人自由運動的發展和美國多元社會的創建奠定了基礎。畢竟,對于黑人群體而言,那不僅僅是美國曾經有過的最深遠、最雄心勃勃的書寫黑人史和修正美國史的成功嘗試,還是一種試圖恢復整個群體力量的探索。它努力推翻種族神話,在美國社會秩序的演進中,試圖發展那些曾受到西方世界中最大的侮辱的黑人們的自尊和自重;它還嘗試要使美國記住,真理比權力更值得稱贊,正義和平等應該適用于所有公民。

  二、20世紀60年代后的新黑人史:“黑人共同體-文化”共識的形成

  20世紀60年代期間,民權斗爭、城市暴動、黑人意識運動等匯聚在一起,極大加強了美國社會對黑人史的興趣。首先,黑人社區和黑人教師學生動員起來,要求理解自己歷史的權利。1963年8月,芝加哥一個黑人史組織(“Amistad”)號召教師和學生到芝加哥教育委員會,要求教授黑人史,其標語寫道,“我們不要再被洗腦”“教我們認識自己”。1964年,底特律的有色人種協進會迫使教育委員會為公立學校的孩子們出版了一套材料,名為“為自由和民權而戰———美國黑人史的一些基本史實”。那時,為黑人史所做的斗爭已經成為黑人民權運動的一部分。有人斷定,理解自己歷史是所有權利中最關鍵珍貴的權利之一;這個為自由而戰的新階段強調黑人應該要了解自己,要關注自己的歷史。1966年12月,1500名教師、學生和其他一些人在華盛頓召開會議,主題是“教育中的種族主義”(Racism in Education),副標題分別是:“變化中的美國過去的形象”(Changing America’s Image of the Past)和“黑人史大會”(The Negro History Conference)。1967年在新澤西紐瓦克召開的第一屆黑人權力大會、在費城召開的第二次黑人權力大會和1970年第一屆非洲人民大會(Conference of African Peoples)等,都重申了對黑人史的興趣33。而且,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校園激進運動爆發,黑人大學生進一步要求在白人為主的大學開設黑人歷史文化課程。他們希望以此重建美國學院和大學,進而重建美國社會34。

  隨之,美國主流社會也焦慮地想要了解,為何從前順從的黑人現在會要求平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The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制作了美國第一部關于黑人史的系列電視片《黑人的美國》(“Of Black America”,共7集),其中第一集是“黑人史:被忘卻的、走入歧途的,還是被偷竊的?”(“Black History,Lost,Strayed or Stolen”)。埃德加·A.托庇(Adgar A.Toppin)策劃了30集的演講系列———“來自非洲的美國人:一部歷史”(Americans from Africa:A History),并在公眾電視臺播出。約翰·霍普·富蘭克林也為《生活雜志》(Life Magazine)連續四期撰寫文章《搜尋黑人的過去》(“Search for a Black Past”)。之后,聯邦中央和地方各層次的政府也開始要更多地重估黑人經驗。1968年8月,國家人文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在全國資助了7個大學的研究團隊,用以探討那些有關美國黑人及其對美國歷史所做貢獻的課程材料。美國國會提出一個建立全國性黑人歷史和文化委員會的議案。為此,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小組委員會多次舉行聽證會35。

  這些社會運動及其回應,不僅拓展了人們對美國黑人史意義的了解,也推動了相關聯邦機構在其計劃中囊括進那些反映黑人歷史貢獻的材料。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出現的大多數美國歷史書,都探討了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決定此種地位的白人種族主義的本質,以及美國黑人在追求自由和平等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著作主要由白人學者所寫,對他們而言,黑人在美國的存在是更好地理解美國社會的一種手段。同時,嗅覺靈敏的出版商們看出這股潮流,很快出版了數百卷的美國黑人史資料,尤其是教科書出版公司,迅速修改了教科書以反映美國黑人的存在35。同時,為了應對大學生抗議所造成的管理?;?,美國各高等院校紛紛設置“黑人研究”專業36,引入黑人史課程,增加黑人教師和研究生的數量。大量的博士生(包括黑人和白人)的博士論文選題集中于黑人史,獎學金機構也鼓勵此項研究,還有很多關于黑人經歷的會議計劃??梢運?,從20世紀中期產生的關于黑人在美國歷史中作用的觀點,在60年代末的主流學術界完成了革命性的轉變。

  不過,這種在美國史寫作中從忽視、省略到囊括黑人、重視黑人作用的變化,更多地反映了民權運動、城市暴動所提出的問題,而非黑人意識運動。20世紀60年代初,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激烈的民族主義言論強調了對共同種族歷史的驕傲,肯定了獨特黑人文化的重要性。在他看來,當黑人開始重新發現他們非洲祖先的社會習俗和成就時,這場“重新發現自己”之旅就開始了。黑人必須實現心理解放和文化認同,進行“頭腦革命”,掌握自我話語權。為此,黑人需要寫下自己的歷史,創造自己的神話傳說。通過這個自我發現和自我合法化的進程,非裔美國人將發展一種群體意識和種族驕傲。在被刺殺前,馬爾科姆已經模糊看到黑人集體努力實現社會變革的可能性,“逐步摸索到一條介于分離主義和整合主義之間的多元主義的道路”37。黑人權力運動興起后,曾經理想主義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的年輕學子們,把精神導師從甘地(Gandhi)和默達爾換成了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38,繼續著馬爾科姆的未竟事業:喚醒黑人社區的黑人意識,強調種族團結和群體權利,爭取美國社會對黑人歷史、文化、傳統和制度的尊重39。

  大約在同時,文學、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出現了一些肯定非裔美國人文化存在的作品40。如勒羅伊·瓊斯(Leroi Jones,后改名阿米瑞·巴拉卡Amiri Baraka)的《布魯斯人:美國白人中的黑人音樂》(Blues People:Negro Music in White American,1963)、白人音樂學家查爾斯·凱爾(Charles Keil)的《城市藍調》(Urban Blues,1966)、約瑟夫·R.華盛頓(Joseph R.Washington)的《黑人宗教》(Black Religion,1964)等。1964年,勒羅伊·瓊斯通過獨幕劇《荷蘭人》向黑人發出警告:由于黑人紛紛仿效白人文化,黑人文化正受到嚴重威脅;文學家拉爾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發表了20年前撰寫的《評估岡納·默達爾的〈美國的困境〉》(“The Assessment of Gunnar Myrdal’s an American Dilemma”),批評以默達爾為代表的社會科學家把黑人文化和個性的獨特方面視為社會病理學的產物,忽視了黑人文化的自主發展。埃利森觀察到:默達爾除了對白人種族主義的壓迫及“卑鄙伎倆”作了詳細論述外,剩下的就是“社會學上的黑人”或“人類的干癟形象”。他指出:黑人的生活內容肯定遠不止受白人壓迫這一點,“如果一個民族單單靠反抗,能生存并發展300年以上嗎?難道美國黑人簡單地只是靠白人創造出來的嗎?還是說,他們至少是在他們所發現的周圍的環境的幫助下創造了他們自己”41?“許多黑人文化可能是負面的,但是也有很大的價值,是豐富的,因為它使他們的生活更有意義。”421965年,社會學家圣·克萊爾·德雷克(St.Clair Drake)注意到黑人亞文化的獨特精神43。1967年,黑人激進分子和民族主義者哈羅德·克魯斯(Harold Cruse)的《黑人知識分子的?;罰═he Crisis of the Negro Intellectual)更是明確提出:非裔美國人知識分子需要從黑人的視角建立一種有自主權的文化身份……當前重要的是更深入地理解非裔美國人的歷史,非此則不能創造一種新的社會行動理論,非裔美國人還將遭受歷史上的命運44。

  在這種新的社會氛圍中,一些親身參與黑人運動的第四代歷史學家認識到,受壓迫的人民不僅是受害者,而且能夠采取英勇的、有效的行動。他們中的許多人表現出較強的民族主義傾向,和新崛起的女性歷史學家一起,參與了米歇爾·??攏ㄆ仁勾郵羧禾?ldquo;紀律化”的途徑是把他們變成“紀律”的客體)、愛德華·薩義德(“東方”是被西方人建構出來的)等學者提出的有關權力與知識之間關系的討論,開始對黑人共同體-文化(Black Community-culture)進行調查和研究,以確定非裔美國人是否在困境中創造了新的生活?黑人文化是主流文化的變體,還是正在形成的、獨立的文化?

  很長時間里,許多學者,既有黑人也有白人,一直否認一種混合的美國黑人亞文化的存在,或者說,他們不愿意承認一種偏離美國主流文化的亞文化存在的可能性。畢竟,那種文化被認為是妨礙黑人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二戰后,當種族主義理論在世界范圍內名譽掃地時,白人也越來越回避用種族劣等理論來解釋美國黑人的不平等,而迅速轉向奴隸制遺產的解釋方法。他們將先前逃亡奴隸的敘述和自傳作為探究奴役的主要資料來源,聚焦于黑人在奴隸制下的悲慘經歷。當這些材料被使用時,故事就是一種無盡的苦難和最終逃離奴役的樣式:黑人是被剝奪了非洲文化的生物,在種植園中被殘酷的對待,最終,自尊一點點衰退;奴役之下的美國黑人只是奴隸制困境和奴隸暴動這個狹窄舞臺上的演員。例如,在《壓迫的印記:美國黑人的一項心理學研究》中,阿布阿姆·卡迪那(Abram Kardiner)和里奈爾·奧維斯(Lionel Ovesey)假定:奴隸制之下的美國黑人沒有文化,“沒有心靈內部的防御———沒有自豪感、沒有群體團結意識、沒有傳統”45。斯坦利·M.埃爾金斯運用一種源于納粹集中營囚犯的嬰兒化分析理論將上述假定精致化。他將奴隸種植園比作納粹集中營,認為奴隸制迫使黑人脫離他們的英雄傳統,“男人”轉化成孩子,是懶散、不負責任、具有依賴性的“桑波”(Sambo);“桑波”不是天生的,而是制造出來的;是通過最初他們被捕時的驚嚇、與其家鄉和文化的分離、在絕對權威的奴隸主———他們最重要的他者———管制之下的嬰兒化。作為最主要的角色制造者,奴隸主將他們的命運抓牢在手中。他是父親,他們是他的孩子們。這并非只是角色扮演,而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現實生活之中,逐漸內化到他們的行為當中,并注入到他們的后代。因此,美國的奴隸制是西半球中最殘酷、壓迫最深重的制度,奴隸們遺贈給子孫后代的不是反抗,而是破碎的家庭、被傷害的心靈和扭曲的文化46。

  在20世紀60年代的前幾年里,歷史學家埃爾金斯的“桑波”理論一度流行,與行為科學家的“受害者”理論47相呼應,共同激發起許多白人對非暴力民權示威的內疚感。與之相應,主流社會對于非裔美國人文化的看法,也更趨否定。社會學家內森·格拉澤(Nathan Glazer)主張,黑皮膚的美國“沒有什么價值觀和文化,因此不需要加以捍衛和?;?rdquo;48。政治學家愛德華·C.班菲爾德(Edward D.Banfield)甚至大膽地設想:“如果有某種猶太文化促使其向上流動的話,那么也有某種黑人文化促使其不能向上流動”49。同樣,“大多數白人歷史學家也拒絕來自非洲的文化遷移的想法。他們在非洲背景中看不到任何有意義的、能夠幫助被迫移民的非洲人適應美國社會的東西。在他們看來,時間的流逝、文化適應、種族壓迫的影響,已經消除了非洲文化的任何蹤跡,阻止了非裔美國人文化的出現”50。由此,盡管美國大多數學校教科書已經被重寫并包括了黑人史,但卻只是強調奴隸制施之于黑人的罪惡,而很少追蹤奴隸們是如何努力?;ぷ約鶴魑桓雒褡宓耐暾?,更幾乎沒有試圖理解奴隸們的內在生命。

  的確,在美國史的大部分時期,黑人的大多數都是奴隸,是憲法條文規定下的不完全的人,即使是黑人歷史學家,也未能揭示奴隸共同體的經歷(the slave communal experience)。在理解奴隸制的機制時,黑人幾乎一直依賴于白人的記錄和著作。然而,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隨著非暴力民權運動走向黑人權力運動,很多黑人歷史學家認識到黑人視角和黑人意識的重要性,開始對以往的奴隸形象———文化貧困、缺乏家庭生活、與共同體隔絕、很大程度上被動的面對非人經歷等———發起挑戰。由是,主張“自由一體化”的斯坦普的“種族盲”主義(即“奴隸也是普通人,黑人只是天生一身黑皮膚的白人,不多也不少”51)和埃爾金斯的“桑波”理論,在取代菲利普斯關于“黑人劣等”的種族主義假設而風行一時后不久,就引起了深具民族主義傾向的新一代黑人的強烈批評和質疑52。

  隨之,第四代黑人歷史學家日益與他們的白人盟友和修正主義決裂,許多人集中在各大學新成立的黑人研究部門中,堅持唯有黑人才有資格書寫黑人史,“講述自己的故事”,推動黑人史書寫朝向新的、激進的方向前進53。在南方歷史協會(Souther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25周年之際的年度會議上,黑人歷史學家小約翰·H.布瑞斯(John H.Bracey,Jr.)發表了一篇名為《美國的困境:民族主義批判》(An American Dilemma:a Nationalist critical,1969)的文章,大量使用埃利森的評論,將默達爾的觀點稱為“含蓄的種族主義”,強烈反對關于黑人文化是白人文化病態變體的描述54。文森特·哈丁1966年首次發表并于1969年出版的《內戰前黑人中的宗教與反抗》(Religion and Resistance among Antebellum Negroes:1800-1860)指出:在幾乎所有廣為人知的奴隸陰謀與叛亂中,奴隸布道者和勸誡者都占據了重要地位;靈歌(spirituals)經常以一種超凡脫俗的方式發揮作用。他寫道:“音樂和它的表達———以及由此產生的信仰———讓奴隸們充滿了一種上帝對他們當下的召喚,并為他們在這里奮斗、建設和反抗提供了新的決心。”55哈丁敏銳地意識到黑人民間傳說的重要性,并認同黑人有一種獨特的民族精神,但他從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系統地探討過黑人文化以及黑人文化如何表現和使共同體意識成為可能的主題。另一位黑人史學家斯特林·斯塔基(Sterling Stuckey)的文章《透過民俗的棱鏡:奴隸制時期的黑人精神》,更明確地發展了這一論題。他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多維度的奴隸民間傳說上,認為黑人靈歌中的證據表明,“奴隸們的人性可以通過公開和廣泛的反抗之外的其他方式得到維護”。透過民間傳說的視角,可以看到奴隸們“與壓迫者的視角對立,根據自己對現實的解讀,形成自己的防御和進攻技術”,因此,“奴隸民間傳說,總的來說,果斷地否定了黑人作為一個群體已經內化了桑波人的特點”,奴隸們當中“存在著大量充滿活力、意志堅強的人,他們雖然受到奴隸制的嚴重限制和虐待,但在面臨巨大的困難時找到了忍耐和保持其人性的方法”,形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和一套價值觀———一種民族精神———它阻止了人們完全被大社會試圖強加的定義所禁錮56。

  那時,關于奴隸共同體及其文化主題的關注,除了上述黑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之外,更深厚的學術動力源自底層歷史研究、社會文化史、計量史學、人口史學、口述史等新型研究方法的興起。其中,有些白人歷史學家、特別是新左派人士,還對黑人史影響下的美國未來發展寄予厚望。因此,面對激進黑人的挑釁和排斥,他們并未放棄這一新領域。1969年,伍德沃德在歷史學家組織大會上做了主席發言。他承認:現代白人歷史學家被一種負罪感所驅使,經常把黑人歷史寫成白人所認為的黑人信仰、思想和行為的記錄;黑人史是美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將因黑人這個新靈魂的加入而獲益;那些有黑人經歷的人比其他人更能理解這種經歷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所有美國歷史學家必須包括在黑人史研究之內,或者它是不必要的,可以被隔離,留給黑人歷史學家57。奧格斯特·邁耶和埃立特·路德維克的著作中,曾提到那個時期的學術動力:1969年至1974年是特別富有成果和令人興奮的交流時期;所有人都對定量研究感興趣,馬里蘭殖民地的檔案尤其豐富,包括稅務記錄、房地產清單、可轉讓名冊和手稿普查報告等,這使他們對底層從未發聲的人有了研究。研究這些材料的學者們幾乎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奴隸制度的研究中來,興趣集中在經濟、人口和社會結構上,研究主題包括奴隸價格、對白人契約仆役和黑人奴隸的遷移、生育能力的比較分析,以及奴隸的親屬結構等。出版前奴隸自傳選集《論奧萊·馬薩》(Puttin’on Ole Massa,1969)的吉爾伯特·奧索夫斯基(Gilbert Osofsky)也曾說道:任何對工人階級的歷史或群眾的態度感興趣的人,都必須設計出技巧來分析那些很少留下書面記錄的人們的行動和制度。如果要了解他們(奴隸們)的愿景、追求和思想,顯然有必要求助于口頭記錄:音樂、靈歌和民間故事58。這些材料將提供一種重要的歷史視角,來考察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下黑人共同體存在的意義和影響———那對維系其成員的作用不可小覷。

  20世紀70年代,從黑人視角研究奴隸共同體及其文化的專著大量出版,被廣泛認為標志著新時代學術共識(包括黑人和白人)的達成58。喬治·拉威克(George P.Rawick)的《從日落到日出:黑人共同體的形成》(From Sundown to Sunup:The Making of the Black Com munity)和約翰·布拉辛佳姆(John Blassingame)的《奴隸共同體》(The Slave Com munity)都在1972年出版。拉威克將20世紀30年代聯邦著作計劃管理局(the Federal Writers’Project of 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和菲斯克大學的學生們對前奴隸進行的超過2000次的原始訪談,整理編輯19卷出版,并以一卷總括說明,即成此書。布拉辛佳姆的著作使用了自由民局的統計記錄,指出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大多數奴隸都生活在有父有母的雙親家庭里。更為關鍵的一點是,他們二人都從奴隸的視角看待奴隸制,看到了奴隸在嚴酷的生存環境中,仍舊保持著一種自我意識。接下來的六年里,一系列奴隸視角的研究著作出版,包括:尤金·D.吉諾維斯(Eugene D.Genovese)的《奔流吧,約旦河,奔流吧:奴隸們創造的世界》(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1974)、彼得·伍德(Peter Wood)的《黑人多數派》(Black Majority,1974)、萊斯利·歐文斯(Leslie H.Owens)的《這類財產:舊南方的奴隸生活和文化》(This Species of Property:Slave Life and Culture in the Old South,1976)、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的《奴隸制與自由時期的黑人家庭》(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1976)、勞倫斯·列文(Lawrence Levine)的《黑人文化與黑人意識》(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1977)、阿爾伯特·拉博托(Albert Raboteau)的《奴隸宗教》(Slave Religion,1978)、托馬斯·L.韋伯(Thomas L.Webber)的《深似河流:1831-1865年奴隸社區人的教育》(Deep Like the Rivers:Education in the Slave Quarter Com munity,1831-1865,1978)等。這些學者搜尋、研究奴隸所遺留下來的資料,展現了其在家庭紐帶、組織生活、宗教價值和世界觀方面發展的、一種與非洲相聯系的、混合的文化,在其獨特的家庭和宗教習俗、歌曲、舞蹈、民間傳說和口頭傳承中,揭示了奴隸們如何通過加強群體團結、構建自我自尊、支持秘密或公開的對奴役的反抗,來應對殘酷的奴隸制并保存自己族群的完整性。約翰·布拉辛佳姆說:“無論種植園是多么的壓迫人、非人性化,生存的斗爭還沒有嚴重到足以摧毀所有的奴隸的創造性直覺。”59列文寫道:“面對種族、社會、經濟上的剝削壓迫和不公正待遇,美國黑人創造和保持下來的是這樣一種文化:建立并保持了親屬間的網絡,做愛,養育子女并成為社會的一員,建立宗教,創造一種豐富的、具有表現形式的文化。這種文化把他們的感覺、希望和夢想都連成一體了。”60

  到80年代,美國歷史學家們通過增加新的編年的、區域的、主題的維度,包括從黑人的宗教、婦女、解放的進程,南北戰爭時北方共同體的形成,19世紀自由黑人社區和黑人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等新的成果,繼續從黑人共同體和文化的角度詳細研究。例如,利昂·F.利特維克(Leon F Litwack)的《在暴風雨中呆了那么久》(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1980)重點關注前奴隸的所為所感,把早期南部黑人重建經歷描繪成為真正的黑人共同體的基礎,駁斥了那種認為其缺乏文化和凝聚力的說法。詹姆斯·博徹特(James Borchert)的《華盛頓的小巷生活:1850-1970年城市中的家庭、社區、宗教和民俗》(Alley life in Washington:Family,Community,Religion,and Folklife in the City,1850-1970,1980)指出,盡管大批移居到北部城市中的黑人都是最為貧苦的小巷居民,面對著災難充斥的城市病,他們卻建成了能使黑人生活下去的社區;不僅家庭沒有被拆散,生活的艱苦還使得他們彼此之間產生了一種合作的精神;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從南部移居來的黑人把原來的鄉土文化改造成為適合新環境需要的文化。道格拉斯·H.丹尼爾的《都市先驅者:黑人舊金山的社會與文化歷史》(Pioneer Urbanites: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San Francisco,1980)的重點,也是黑人城市社區生活方式中的豐富和活力。

  毫無疑問,此種黑人共同體-文化視角很容易導向非洲背景的重要性。在黑人權力運動中新興的黑人研究部門(現通常稱為“非裔美國人研究”)中61,20世紀70年代初興起了一股強烈的非洲文化熱和非洲中心論思潮。這一思潮在70年代中期學生運動平息后,一度有所消退,但80年代以后得到復興。天普大學黑人研究中心主任莫萊菲·阿桑特(Molefi Asante)將非洲中心論(Afrocentricity)定義為“非洲人在后現代歷史中處于中心地位的信念。它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神話,我們的創作主題和我們的精神,例證了我們的集體意志”62。強調非洲主題的代表性作品有約翰·G.杰克遜(John G.Jackson)的《非洲文明導論》(Introduction to African Civilizations,1970),約塞夫·本約科納(Yosef ben-Jochannan)的起源三部曲:《西方主要宗教的非洲起源》(African Origins of the Major Westem Religions,1970)、《尼羅河的黑人及其家庭》(Black Man of the Nik and His Family,1978)和《非洲:西方文明之母》(Africa:Mother of Western Civilization,1978),圣·克萊爾·德雷克(St.Clair Drake)的《到處都是黑人》(Black Folk Here and There,1987);阿桑特的《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1980)等。

  為福特基金會撰寫黑人研究報告的黑人婦女史學家達琳·克拉克·海恩(Darlene Clark Hine)認為,持非洲中心論的學者人數很多,在觀點和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比如文化民族主義者、泛非主義者、非洲中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等等,但是,其作品也有著統一的主題,即一種知性的、通常是公開的政治承諾,致力于讓黑人擺脫歐洲人(或者白人)的思想和分析方法。也就是說,他們致力于創造一種新的非洲方法論,讓非洲人能夠控制自己的知識,反對歐洲中心論。這個群體中的學者,無論他們的著作還是學者身份,都還沒有進入主流當中63。當然,黑人研究者并不都是黑人,如康奈爾大學人類學家、猶太裔學者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從1987年到1991年推出了多卷本長篇巨著《黑人雅典娜》(Black Athena),斷言歐洲文明源出于非洲,而且明確宣稱:“政治目的……當然是為了減少歐洲文化的傲慢。”64同時,黑人學者內部關于非洲中心論也存在爭議。

  總的來說,80年代涌現的大量黑人史作品當中,盡管還存在著一些概念性的、實質性的分歧,但是中心主題是相當清楚的:面對外來的敵意和大量的內部分裂,美國黑人創造了一個統一的(如果不是單一的)文化、政治和共同體生活65。大量的學術專著揭示了各地區、各階層黑人男女的經驗,“奴隸、農業工人、城市移民、工業工人、作家、藝術家、音樂家、改革家、調和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等,這些曾經無聲的大眾及其行動表明,他們對構成美國社會基礎的基本原則和尚未實現的理想,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反思”63。結果,黑人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都從歷史中顯露出來了。“黑人不再被貶低為啞巴,白人對頭的犧牲品,或是受白人恩賜的受惠者。他們應是歷史舞臺上最好的演員,他們創立制度,維護公共價值,并把斗爭與創造的遺產傳給后代”66;他們“一代又一代地傳遞著自己那一套獨特的文化主題……從而能夠抵制白人的大多數教導,使他們得以置身于白人社會之外,鑄造他們自己的文化規范和群體認同”67。

  當然,呼吁研究黑人共同體并非是要詆毀杰出人物的貢獻,而是要認識到,理解大多數黑人領袖所誕生于其中的黑人大眾的經歷更為重要。南北戰爭之前,并非是道格拉斯的力量維系了黑人共同體,而是黑人共同體的力量塑造支持了道格拉斯。1895年,威廉姆·莫羅·特若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是第一個畢業于哈佛的、全美優等生協會會員的黑人。知道這個杰出人物是重要的,但是,同樣重要的是,也要知道當時美國40%~50%的黑人是十足的文盲,70%的黑人是實質上的文盲。如果說許多黑人領袖的職業說明了美國神話,普通美國黑人民眾的經歷則,表明了美國制度的失敗68。

  由是,這種對黑人共同體及其文化的調查,劇烈地改變了黑人史和美國史的寫作。首先,新黑人史開始自己進程的探究路線。年輕的黑人歷史學家們,不再把美國黑人的過去設想為不可阻擋的朝向自由和平等的過程,不再強調黑人對于美國歷史主流進程的貢獻,也不公開關注黑人和白人的關系。他們的新方法通過勾勒奴隸內部生活的解釋策略和技巧,提出了“一個獨特的美國黑人文化的發展”65,努力使被忽視的黑人不僅看得見,而且還要是真實的、有人性的,能夠在世界上采取行動69。其次,這個共同體的經歷,就像婦女、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一樣,表達了一種不會被美國英雄事跡所克服或淹沒的獨特性,不僅與長期以來的美國神話產生沖突,是典型的“非美國人的”,而且,美國大熔爐的觀念———在其中,不同類型之人熔鑄成一種理想類型———也失去了作為檢視其過去的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史的書寫將不得不徹底改觀。

  三、新黑人史、社會運動與美國史的重構

  厄爾·E.索普指出:“因為過去會指明很多未來的方向,每一代人都必須做自己的歷史研究。”7020世紀60年代以后新“黑人史”的主題,一個是黑人共同體及其文化,另一個是激烈的譴責美國過去的罪惡。這兩大主題,連同更廣泛意義上“新左派”歷史學家、新興的婦女史學家等邊緣群體對美國歷史的反思,匯合到一起,共同瓦解了傳統美國史的合法性,美國神話和美國夢不復存在,朝向“碎片化”的“新美國歷史”。

  回顧當時,1964年和1965年通過的強有力的民權法案,基本上消除了白人心中因法律上的種族隔離和剝奪黑人選舉權而面臨的道德困境,但種族問題依然存在。民權運動試圖轉向解決經濟不平等問題,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動。1965年6月,約翰遜總統在霍華德大學發表演講,呼吁政府介入。他認識到,黑人貧困與白人貧困從根本上是不同的,因為黑人貧困的根源在于“過去的不正義和目前的偏見”,因此,將經濟自由僅僅定義為機會均等是遠遠不夠的71。他發動了一場自新政以來影響最深遠和范圍最廣泛的國內改革運動,試圖超越“自由”,動員聯邦國家的權力,使黑人走向條件平等。但是,這個計劃所花費的金額太低,不能實現完全消滅貧困的設想或完成改造貧困都市社區生活條件這樣更為現實緊迫的任務。數百萬非裔美國人仍然處于貧困之中。而且,1967年之后,隨著美國在越戰卷入的升級,“向貧困宣戰”項目的實施陷入了停頓。

  隨之,美國黑人對于政府將數千億美元投入到越南戰場,而在國內改進學校、貧民窟建設等方面卻兩手空空,越來越不滿。白人自由主義者和黑人活動人士之間一直存在的緊張關系,也進一步加深,變成了陰郁的怨恨和常常公開的敵意。哈羅德·克魯斯的《黑人知識分子的?;罰?967)一經出版,就引起極大震動。他認為,美國學校歷史教科書上所說的“美國是一個熔爐”,顯然不是真實的;美國的現實是建立在相互競爭的、大體上沒有同化的種族集團之上;美國之所以“思想和行動就仿佛它是一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國家”,正是因為這個集團控制了美國的文化工具(即宣傳工具、表演的藝術等等),歪曲了非裔美國人的歷史,并對當代黑人的生活產生了深深的束縛;因此“對美國社會來說,目前最有決定性的需要是全國文化風氣的完全民主化”。他號召非裔美國人知識分子停止使用白種美國人及其歐洲同行的思想,放棄(文化上的)融入主義,從黑人的視角,以原創性的歷史解釋,建立一種有自主權的文化身份,否則還將遭受歷史上的命運72。

  那時,新一代黑人領袖和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雖然黑人近百年來早被容許走“自由”奮斗向上爬的道路,許多人這樣地嘗試過,但相對地說,黑人的處境恰恰同他們在南北戰爭結束時完全相同,即處于社會的底層72;黑人只有作為一個集團在政治上合一到美國社會中去,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希望72。為此,必須破除南北戰爭以來美國主流歷史書寫一直灌輸給黑人的幻想,新黑人史觀必須重視黑人共同體的建構。在相當程度上,這是對哈羅德·克魯斯所意識到的黑人文化身份重構重要性的回應。

  的確,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理論中的個體主權原則,強調個體只被自己的意志所支配,“個人主義”在核心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表現為美國憲法中的機會平等、政治平等、個人權利、自由等。一方面,它可以使不滿的人們中至少有一些優秀的個人,能夠向上爬而擺脫他們生活的苦難,從而抑制社會動蕩和分離性的黑人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它反對集體或階級意識的增長,防止人們對剝削的社會性有所覺醒。在美國,此種個人主義的主流歷史書寫也就起著安全閥的作用。但是,美國黑人長期受壓迫和隔離的結果,畢竟構成了一種獨特的亞文化背景,在其中,他們以各種形式反抗、拒斥白人的統治。

  在黑人民權-權力運動中,民權組織盡其所能在其成員中增加對黑人史的了解。許多團體,例如種族平等大會,在其地方分會內開設了有關黑人史的課程,并敦促其成員和其他有關人士參加。同時,發行量巨大的《烏木》(Ebony)月刊也在普及黑人史,尤其是高級編輯小萊羅內·班尼特(Lerone Bennett,Jr.)的作品,給成千上萬的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不僅極大地增進了黑人斗士們對該學科知識的了解,而且認識到將此種了解擴展到中學和大學的年輕人的重要性。反過來,這些活動又加強了大學生的決心,促使他們在所就讀的機構中開設黑人史課程73。激進的黑人學生堅定地拒絕精英式的自由融入主義———“如果融合或被接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新近珍視的黑人民族性或拋棄我們的兄弟,那么,不要也罷”;強烈要求增加黑人教師、學生人數;設立黑人研究項目和計劃;重新確定課程內容,特別是那些涉及人與社會以及文化本質的研究,都要從黑人的視角進行評估;深刻反省西方資本主義成功發展故事中的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的痛苦74。

  因此,黑人史如何敘事不僅僅是屬于文化的領域,也與政治傾向密切相關。文森特·哈丁在一本小冊子《混亂之外》中,就曾用“從黑鬼史到黑人史”的變化來對應政治方面“自由融入主義到黑人權力的轉變”。哈丁認為,“黑鬼史試圖通過強調戰爭中的黑人英雄主義揭示黑人對美國英雄事跡的‘貢獻’;呼吁種族自豪感和為進入美國生活主流而持續不斷的斗爭;它聲稱主要對客觀真理感興趣,然而卻是通過眼淚書寫歷史”。從這個角度來看,黑鬼史沒有挑戰白人統治的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預設。相比之下,新黑人史并沒有渴望為現存的美國敘事做出貢獻;相反,它強調曝光、譴責、重新解讀整個美國歷史。這種重新解釋不僅僅是一種學術活動,而且實際上也是政治性的,因為“它承認人民的所有歷史都參與政治,并受到政治和意識形態觀點的影響”75。斯塔基在一篇文章中說:“黑鬼史(Negro history)的時代已經結束。這一前提在職業軍隊開進沃茨和底特律并平息了絕望的叛亂時突然得到實現。當黑人大眾不再信任美國的時候……年輕的黑人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對于他們的國家‘正在取得的進步’再也沒有興趣了。無論這樣的進步有什么內容,他們都不再對所謂的愛國主義感到興趣。”76白人自由派視為模范的黑人歷史學家富蘭克林也遭到批評,被看成是“奧利奧夾心餅干”,即外表是黑的,內里是白的。哈丁寫道,富蘭克林及那一代的其他黑人歷史學家已經被“美國及其‘承諾’所內化,向‘好心的’白人報以信任”。黑鬼歷史學必須由黑人歷史學(Black history)77來取代:“對于美國社會的仁慈和偉大,黑鬼歷史學幾乎從不表示懷疑。它主張這種社會有改善的內在潛力(除非我們去讀一讀另一種黑鬼史的著作),相反,黑人史則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黑人史教導我們,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白人救星的身上。它堅持認為,我們黑人已經成長起來了,已經成熟了。總的說來,我們前輩們寫的黑鬼史表明他依然生活在以為白人是賜予者的時代,我們的成熟以及我們的實現都要求我們破除這種信仰。”78為此,他成立了黑人世界研究所,致力于清除現代化過程中西方化和美國化的影響,“努力清除西方知識著作中的個人主義,而培育對被壓迫人民形成創造性活力所必要的共同體意識(或集體觀念)”79。

  當然,在黑人歷史學家中,除了哈丁、斯塔基等表現出很強的民族主義傾向之外,其他更多人出于職業原則,常常自覺與政治保持距離,未能在民族主義的方向上繼續探索,而是選擇融入主流。到20世紀70年代末,杰諾維斯曾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在對拉博托(Raboteau)和韋伯(Webber)著作的評論中,他指出:“不幸的是,拉博托和韋伯以一種他們不應該的方式追隨當前的趨勢。很明顯,奴隸歷史以其豐富和獨特的文化遺產的描述,對政治問題———特別是黑人民族主義問題———有很大的啟發。因此,人們可能期望寫這段歷史的人會履行他們的責任,做出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評價……然而,那些已經察覺到黑人文化發展具有廣泛的自治權的人,像拉博托、韋伯一樣,通常對他們發現的政治含義保持沉默,而那種發現顯然支持了黑人民族主義者的一些主要觀點。這種沉默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而且我們希望它很快就會被打破。”但是,很少有研究奴隸社會的歷史學家像杰諾維斯那樣。幾年后,他猛烈抨擊古特曼和他的崇拜者們,說他們未能“注意到他們的社會歷史為黑人民族主義者對黑人經歷的解釋提供了支持。尤其令人遺憾的是,古特曼忽視了斯特林·斯塔基、文森特·哈丁、阿米瑞·巴拉卡和其他黑人學者的作品,這些黑人學者對黑人文化史的研究迫使所有研究黑人歷史的人正視這個國家問題”80。

  不過,盡管許多黑人歷史學家自覺遠離黑人史的民族主義傾向和工具性闡釋,堅持歷史的學術性不能與政治宣傳糾纏到一起,但他們依舊堅信:真實的黑人史在改變美國歷史研究和美國社會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他們的新黑人史寫作,風格冷靜,修辭克制,既反對傳統美國史寫作中排斥黑人民眾、宣揚白人至上,也趨向于批評美國政治和經濟體制,因為其結構性缺陷導致種族主義和階級壓迫的存在和繁榮??梢運?,這種對白人種族優越論和自由資本主義體制的揭露,在間接上瓦解了傳統主流美國史敘述的合法性。布拉辛佳姆認為,“黑人學者必須挑戰美國史當中的潛在的白人優越原則”;內森·哈金斯(Nathan Huggins)認為,“當我們了解黑人史時,我們將懂得美國夢本身的失敗”80。瑪麗·F.博瑞(Mary F.Berry)和A.萊恩·海根博海姆(A.Leon Higginbotham)展示了美國法律體制有意識地辱罵黑人;小里歐恩·本尼特(Lerone Bennett Jr.)系統化地探究了美國國家形成過程中黑人平等的結構性和功能性障礙81。甚至許多黑人歷史學家信服斯特林·斯塔基的警告,即需要調查的是體制本身,“黑人史應當成為檢驗美國暗夜的探照燈,揭露那些隱藏的罪惡”82。

  與此同時,美國在國內和國際上犯下的或?;さ姆僑說樂饕遄鐨?,引發了公眾尤其是青年、婦女、印第安人、西班牙裔、同性戀和其他群體的憤怒反抗。正如重新思考黑人史一樣,許多美國歷史學家也開始認真研究婦女、移民、男女同性戀、工人、兒童等群體的歷史,以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心態,認真搜尋各群體的原始文獻,認真傾聽盡可能廣泛的聲音。他們透過各群體文化的棱鏡,審視美國的過去,逐漸接受了猶太籍哲學教授霍勒斯·M.卡倫1915年在《民主與熔爐》中提出的見解,即最好不要把美國理解成一個大熔爐的統一產物,而應該把它理解成更復雜的“所有民族間的民主”,而不是某一民族對其他民族的絕對統治83。

  對此,保守傳統主義者立刻發出警示。托馬斯·A.貝利(Thomas A.Bailey)在1968年的美國歷史學家組織(OAH)主席演講中聲稱:“歷史學家應該警惕黑人要求‘歷史承認’的呼聲越來越高,因為那些不幸的非裔美國人在奴隸制時期基本上是在監獄里;我們當然不會以一個國家的監獄人群來書寫這個國家的故事。”84然而,二十多年后,警告變成了現實:“占統治地位的民族、統治精英、民族國家以及根深蒂固的法律、經濟和教育制度變得卑鄙。信條和普遍主義理想是意識形態的陷阱。歷史學家不再研究自由和正義的基礎,而更感興趣的是展示統治權的不可避免性。”85傳統美國史書寫中曾經的“美國例外論”逐漸崩潰,普遍自由和美國夢的神話開始瓦解。

  新的歷史書寫中,美國國家很少再以演員的身份出現,盡管它仍舊是一個巨大的舞臺,但成千上萬人在其中吟唱著各自的歷史。海厄姆觀察到:“除了在別人的故事中扮演反派角色外,作為演員的美國國家變得很難找了,因此,在最具影響力的歷史研究中,美國神話,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要么淡出人們的視線,要么繼續作為批評的對象存在。”86美國歷史書寫的新范式通過揭露各種類型的弱勢群體被淹沒的經歷,強調小共同體的真實性,而不是任何大共同體的獨特性。恰如彼得·諾維克所言:“每個人群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87勞倫斯·韋賽(Laurence Veysey)在1979年斷言:社會歷史學家現在認為,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居民都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復雜的馬賽克,其中的每個元素“因此必須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沒有什么動力去把這些歷史拼湊成一個整體,因為部分被視為現實,整體被視為一種人為的構建88。

  對此現象和發展趨勢,美國歷史學家內部的爭吵日趨激烈。一些人大聲疾呼,“天要塌下來了,任何偏離大熔爐正統理論的行為,都意味著我們所知的共和國的終結”;另一些人則聲稱,“社會和民族分裂不是新史學的結果;相反,新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美國持續分裂的一種回應,這種分裂導致許多學者對舊的公式和解釋提出質疑和反思,并更密切地觀察組成美國的各個群體”,希望“保持對美國歷史的理解是開放的、動態的、積極的,不受固定的符號、僵化的教條和無用的陰影的束縛”89。正是在這種思考、討論和爭吵當中,傳統美國史框架和敘事的知識權威,首先在專業歷史學界坍塌了。1988年,美國研究協會首次將“性別、種族、民族和階級的文化”作為其年度會議的主題。從那以后,美國各地的研究項目越來越多地把自己重新設計成多元文化聯盟90。

  四、新美國史教科書與多元文化主義教育

  長期以來,美國歷史編纂學主要是綜合的學問,它被像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查爾斯·比爾德,或者再往前一些時候的弗里德里克·杰克遜·特納和喬治·班克羅夫特那樣的學者們所掌控。他們檢視美國過去的偉大氣概,并用一種單一的、充滿凝聚力的進步故事來解釋它的形成。此種關于美國國家建設的故事,經過簡化和刪改之后,被傳播到各級學校當中,一直是“美國化”卓有成效的工具之一。

  20世紀60年代末民權運動走向黑人權力運動時,激進的黑人學生熱切地要求學校當局修改美國史教科書,開設黑人史課程,增加黑人史項目。隨后,其他少數群體的組織如雨后春筍般興起,從“反誹謗聯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ADL)到新成立的跨種族兒童書籍委員會(The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CIBC),十幾個組織都在研究帶有種族、民族和宗教偏見的課本,并為書寫新課本提出建議。一開始是針對個別書籍的一系列獨立抗議,后來變成一個普遍命題:原來所有的課本都把美國當作一個白人中產階級社會,而實際上它是一個多種族、多文化的社會91。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各州居民通過了法律或決議,要求研究美國少數民族,包括拉美裔、亞裔、印第安人以及非裔美國人。教育改革家們提出,通過在課程和整個教育環節中注入對“種族多樣性”的承認和尊重,使少數民族更容易接受和支持教育。隨后,教科書開始對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更準確的信息92。70年代開始的教育改革運動被稱為多民族教育,或多元文化教育。不過,雖然“數百本忽視或詆毀少數民族的教科書現在都包含了有關他們的準確而富有同情心的材料”,強調政治史和社會史,增強了包容性和多樣性,但歷史教科書的原有主線,即“有關和平、正義和自由的舊故事,不允許改變”93。

  直到20世紀80年代,全國各地大學教室里才最先發生了巨大的、實質性的變化,共識歷史的教科書———和平、正義、自由和美國方式的勝利故事———也逐漸讓位于“新歷史”。1979年,霍華德·津恩的著作《美國人民的歷史:1492年至今》出版,成為第一個在美國大學校園得到廣泛采用和使用的此類文本。在它出版二十周年之際,據邁克爾·卡辛(Michael Kazin)說,《我們人民的歷史》“已經出了五版,多次印刷,被分配到數門大學課程中,銷量超過100萬冊,讓作者成了名人”94。津恩說他寫人民的歷史,是因為“我自己的生活環境要求我這樣做。我試圖創造一種新的歷史……一種不同于我在大學和研究生院所學到的歷史,一種不同于我在全國各地給學生的歷史課本中所看到的歷史。”津恩寫道:“我自己的戰爭經歷,以及美國參與的所有那些軍事干預的歷史,讓我在聽到政界高層人士用‘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來為他們的政策辯護時,產生了懷疑。”因此,津恩并沒有打算重述美國作為和平、繁榮和自由的國際燈塔而不可阻擋地走向偉大的古老故事,而是“希望喚醒人們對階級沖突、種族不平等、性別不平等和民族自大的意識”。他對美國歷史的看法是“持續的恐怖:暴力、戰爭、對異類的偏見……政治權力掌握在騙子和殺人犯手中”95?!睹攔嗣竦睦貳酚么罅渴率滴耷櫚亟衣讀嗣攔持謂準兜幕蜒?,批判了經濟和政治精英們所構建的有關美國內外政策的種種神話。關于國家共同體的觀念,津恩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一個共同體,而且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共同體。事實上,每一個國家的歷史,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奴隸主與奴隸之間、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種族和性別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利益沖突的歷史。站在統治者一邊,人們滿眼全是輝煌、進步、自由和繁榮;而站在被統治者一邊,人們看到的則是侵略、暴力、奴役和貧窮。津恩明確表示,自己更愿意站在弱者一邊,即盡可能向人們講述阿拉瓦克人眼中的美洲發現史、奴隸眼中的憲法、愛爾蘭裔紐約人眼中的美

  國內戰、女工眼中的工業制度的興起、古巴人眼中的美西戰爭、美國南部農民眼中的“鍍金時代”、社會主義者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平主義者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哈萊姆黑人眼中的羅斯福新政,等等。津恩指出,窮人的哭訴并不一定總是正確的,但如果聽不到他們的哭訴,你就永遠不知道公平是什么96。

  那時,“肯定性行動計劃”推動之下的美國大學校園膚色已經有了很大變化。1960年美國大學畢業生中的少數民族成員僅占總數的6%,到1988年,少數民族的比例上升至20%。同期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在總人數中的比例由35%上升到54%。同期女性博士學位獲得者的人數由1112(10%)上升至14538(37%)。同樣,高等教育機構中民族構成、性別構成比例方面,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到1985年,27%的教師是女性,超過10%是有色人種97。在這種高校多元化發展過程中,一個“由女權主義者、黑人學者、男女同性戀學者、教育進步人士和文化激進分子松散組成的‘左派’,希望圍繞對差異的核心認知———尤其是種族、性別、階級和性取向的認知———重新構建課程,并使大學向更民主的決策方向進一步開放”98。

  隨之,西方文明課程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斯坦福大學繼1969年取消西方文明課程作為必修課之后,在1988年,以歐洲經典著作家著作為核心的必修課“西方文化”又被“文化-觀念-價值”所取代。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的課程內容受到類似的質疑?;衾驢松腳友г壕齠?,學生可以免修西方文化課,但必須選修一門有關第三世界文化的課程;威斯康星大學的學生亦需選修種族研究的課目,但放棄西方文化(甚至包括美國歷史)的課目。達特茅斯學院的學生不修一門非西方文化的課程根本無法畢業??死蚶即笱г蛞篤溲遼僖⌒蘗矯琶蘭侵奕宋幕約耙幻排分摶醞獾厙幕目緯?9。

  20世紀80、9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當中倡導的多元文化課程,逐漸進入到廢除種族隔離的公立學校體系,中學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育越來越成為多元文化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成為黑人爭取集體身份認同和群體賦權努力的一部分100。不過,新美國歷史的書寫方法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歷史教育也激起了越來越強烈的反對?!杜υ際北ā芳欽呃聿櫚?middot;伯恩斯坦對與多元文化主義有密切聯系的新美國史學激烈批判,聲稱當前的美國歷史講的都是壓迫與痛苦,讓人認為美國歷史就是一部“除白人之外的所有其他人都始終在受苦受難的歷史”,這種治史方法無異于“刻意的宣傳鼓動”97。歷史學家小阿瑟·M.施萊辛格爾的《美國的分裂:多元文化社會的反應》(1991)更是直接指斥多元文化教育分裂了國家。他認為,從族群角度解釋美國歷史,意味著新的族群幽靈拒絕克雷夫科爾的“不同國家的個體融合成一個新種族”的觀點,從而顛覆了歷史上的美國史理論———那種一直以來致力于將美國人保持為一個整體的理論101。對此,天普大學的非裔美國人研究系主任莫萊菲·柯特·阿桑特明確反駁。他聲稱:非洲中心論者并非是要否認美國人的公民身份;我們想要保衛所有文化表達的權利,而非僅僅是希臘-羅馬-希伯來-德意志-維京人的文化;美國國家的統一建立在共同理想、集體使命感、共同目標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并非是歷史經驗或文化背景的統一,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能夠講述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102。

  1994年《美國歷史科國家課程標準》公布之后,爭論更趨激化,甚至很多人將其稱為“文化戰爭”103。桑德拉·斯托茨基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四年級和六年級使用的12種課本以后總結說,“有關國家的標志和歌曲的內容幾乎全無”,課本的重點轉向了種族問題,“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文化消失了”104。保守人士聲稱:在多元文化主義的驅動下,多元視角日益遠離統一的國家故事,歷史教學正在偏離兩個最主要的目標:提供關鍵人物和事件的基本知識,反復教導學生尊重支持民族國家的共同文化遺產……非洲中心主義者和其他多元文化主義者所要求的歷史教學可能會使美國走上南斯拉夫那樣的分裂道路105。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范疇內,國史書寫作為民族文化遺產和集體記憶的重要載體,與愛國主義、公民品行修養和文化身份認同須臾不可分離。在這方面,傳統美國史書寫中包含的主流價值觀,即“美國信條”強調普遍價值,極富生命力和包容力,能夠整合不同族裔群體的文化認同,使之歸于強有力的統一的國家敘事當中。但是,其歷史化過程中所充斥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和白人文化至上的觀念,必然會引發抵制和沖突。而且,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共存的時代,簡單直線發展的民族國家敘事雖然有利于集體記憶和愛國主義精神的構建、強化和傳播,但其難以展現歷史發展的多元性、復雜性和曲折性,且難以容忍和發展質疑探究精神,必不足以解決美國的種族、文化和政治沖突。

  同時,黑人史幾乎從產生起,就成為歷史書寫者和那些視歷史研究為提升美國黑人生活水平工具的倡導者的聯合事業106。20世紀黑人史書寫的繁盛更與這一點密切相關。從杜波伊斯提出黑人雙重意識開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從鄉村到城市遷徙過程中的各種變化,雖然常常伴有疏離感,但是黑人史書寫對于融入主流社會的希望更為強勁,表現為在傳統美國史自由主義范式的框架內,強調黑人的貢獻、斗爭和群體適應,既修正美國史中的種族主義、白人至上傾向,又反映出那個時期黑人取得的一些進步,為以“成為白人”的方式進入主流社會提出了自己的歷史合法性。然而,20世紀60年代前后,國際上第三世界國家擺脫殖民主義、反抗新殖民主義過程中的獨立和民族覺醒,刺激了美國黑人的自我認識,促使他們從受壓迫者的自卑情結中解放出來,力圖成為有自尊的黑人;同時,在越南戰爭擴大和保守勢力擴張的氛圍下,美國政府在自由主義體制范圍內消除黑人大規模貧困的努力逐漸銷聲匿跡,各種先前的融合措施也并未獲得實質性進展,黑人激進分子日漸轉向民族主義,認識到新黑人史書寫中黑人共同體及其文化主題的重要性,認為它對于凝聚黑人族群的力量以求整體進步具有重要意義。由是,20世紀60年代成為美國黑人史書寫的分水嶺,其工具性和政治性顯著增強。激進的黑人斗士們和深受民族主義傾向影響的黑人歷史學家,日益強調從自身的視角理解美國歷史與現狀,通過新黑人史加強自我意識、自尊和族群凝聚力,尋求作為一個集團在政治上合一到美國社會中去的機會。為此,甚至嘗試突破傳統美國史中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與此同時,專業歷史學界、特別是新左派歷史學家,在底層史學、社會史學、計量史學、口述史學等新研究方法影響下的研究和反思,不意與新黑人史的主題殊途同歸,共同強調了黑人視角、黑人共同體及其文化,而且還與隨后興起的其他邊緣群體聲音匯合到一起,共同譴責美國社會,揭露美國過去所犯下的罪惡。這些合力最終打破了美國夢和美國神話,解構了傳統美國史的合法性,重構了“碎片化”的“新美國史”。

  八九十年代以后,經由大眾傳播和學校教育改革,新黑人史最終使黑人群體完成了由種族到民族的亞文化構建過程,成為多元文化教育改革中黑人群體賦權努力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與傳統美國史關系密切的西方文明史課程,遭到質疑和聲討。隨后,美國爆發文化身份認同、多元文化教育乃至國家分裂的激烈爭論。

  那么,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內,少數族群是否可以擁有“自己的”(不在主流敘事框架之內)歷史書寫?它能否聲稱是一種文化權利?或是文化賦權?目前,美國學界尚沒有明確一致的結論。不過,在實踐層面,雖然美國專業歷史學界的討論和表達仍然是相當自由的,有的學者還堅持,“自由民主國家回應文化挑戰的方式,不是直接拒斥,而是吸收和消解文化威脅”107,聯邦和一些州議會則紛紛通過立法,對美國史教科書及歷史課程的教授進行規范。例如,2006年春天,佛羅里達州的州議會以一種幾乎史無前例的步伐,將如何教授美國歷史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加以制定。佛羅里達綜合法案包含了這樣的內容:美國歷史應被視為事實,而非建構,應被視為可知、可教、可測試,并應被定義為建立一個基于《獨立宣言》中所述的普遍原則的新國家108。因此,未來美國史和黑人史的書寫,盡管尚在探索過程中,大體上仍舊會在民族國家主流價值觀的框架內更多元、更具全球視野。美國國內黑白種族問題的解決,也有賴于一種對歷史文化的新闡釋。

  注釋

  1安東尼·史密斯著,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頁。
  2美國學界中關于黑人史的研究很多。學術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如:奧格斯特·邁耶和埃立特·路德維克的《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厄巴納:伊利諾伊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代表性文章如:小羅伯特·L.哈瑞斯的《時代的來臨:非裔美國人歷史編纂學的轉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07~121頁;約翰·霍普·富蘭克林的《非裔美國人歷史的學術發展》(John Hope Franklin,“O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ship in Afro-American History”),達琳·克拉克·海恩編:《非裔美國人歷史:過去、現在和未來》(Darlene Clark Hine eds.,The State of Afro-America History:Past,Present,and Future),巴吞魯日: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等。關于黑人史在美國史教育中的變化及引發的爭議,代表性的著作如:約瑟夫·莫羅的《教科書中的國家:內戰至今美國史教科書中的沖突》(Joseph Moreau,Schoolbook Nation:Conflicts ove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f 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安娜堡: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克瑞斯汀·E.斯里特編:《通過多元文化教育賦權》(Christine E.Sleeter,eds.,Empowerment through Multicultural Education),阿爾巴尼:SNUY出版社1991年版;布魯斯·萬斯利德懷特的《民族國家敘事、歷史知識與學校歷史教育》(Bruce VanSledright,“Narratives of Nation-State,Historical Knowledge,and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教育研究評論》(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第32卷(2008年2月),第109~146頁,等。關于此選題的中文研究,我的碩士研究生趙歡歡曾從史學史角度做過一些梳理(《美國黑人史學的演變及其影響》(碩士學位論文),河北師范大學2012年。不過,她的論文并未注意到新黑人史的問題,更未從文化政治史視角深入分析黑人史代際傳承的相關因素和復雜影響。其他相關研究還有:李劍鳴的《種族問題與美國史學》(《克羅齊命題的當代回響:中美兩國美國史研究的趨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84~95頁)、謝國榮的《“漫長的運動”敘事模式及其超越》(《歷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47~52頁)、于展的《近50年來我國的美國黑人史研究》(《史學月刊》2002年第9期,第109~118頁)、王希的《何謂美國史---圍繞〈全國歷史教學標準〉引起的辯論》(《美國研究》1998年第4期,第7~40頁)和《多元文化主義的起源、實踐與局限性》(《美國研究》2000年第2期,第44~80頁)等。
  3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著,劉北成、薛絢譯:《歷史的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頁。
  4約翰·霍普·富蘭克林:《新黑人史》(John Hope Franklin,“The New Negro History”),《黑人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42卷第2期(1957年4月),第91頁。
  5威·艾·伯·杜波伊斯著,維群譯:《黑人的靈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頁。
  6小羅伯特·L.哈瑞斯:《時代的來臨:非裔美國人歷史編纂學的轉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10頁。
  7約翰·霍普·富蘭克林:《非裔美國人傳記:喬治·華盛頓·威廉姆斯》(John Hope Franklin,“Afro-American Biography:The Case of 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美國哲學學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第123卷第3期(1979年6月18日),第657~672頁。
  8(5)文森特·哈?。骸讀α坷醋勻嗣瘢漢諶聳返貝蔥說腦慈罰╒incent Harding,“Power From Our People:The Sources of the Modern Revival of Black History),《黑人學者》(The Black Scholar)第18卷第1期(1987年1-2月),第43頁。
  9約翰·霍普·富蘭克林:《非裔美國人歷史的學術發展》(John Hope Franklin,“O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ship in Afro-A-merican History”),達琳·克拉克·海恩編:《非裔美國人歷史:過去、現在和未來》(Darlene Clark Hine eds.,The State of Afro-America History:Past,Present,and Future),第14頁。
  10威·艾·伯·杜波伊斯:《黑人的重建》(W.E.B.DuBois,Black Reconstruction)紐約:1935年版,第711~715頁。
  11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9頁。
  12內爾·R.麥克米倫(Neil R.McMillen)認為:奧格斯特·邁耶和埃立特·路德維克把伍德森描述為“企業家”似的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作為黑人史的主要推動者和市場營銷者,他“幾乎是單槍匹馬”開啟了作為研究領域的黑人史,并激發了一群人數雖少,卻極為忠誠、富有成效、才華橫溢的黑人學者。這些學者都把這一領域視為“社會運動”。參見內爾·R.麥克米倫:《評論:從吉姆·克勞中奮起---黑人史進入學術主流》(Neil R.McMillen,“Review:Up from Jim Crow:Black History Enters the Profession’s Mainstream”),《美國歷史書評》(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5卷第4期(1987年12月),第545頁。
  13到1940年之前,獲得歷史學、歷史教育博士學位的14位黑人,8位在伍德森圈子中。這些擁有博士學位的黑人學者中,到1930年代末,其中9位已經有重要的作品問世,伍德森圈子之外的三位是杜波伊斯、霍勒斯·曼·邦德(Horce Mann Bond)和約瑟夫·C.卡羅(Joseph C.Carroll),圈子之內的6位是伍德森(woodson)、韋斯利(Wesley)、泰勒(Taylor)、薩維奇(Savage)、杰克遜(Jackson)和瑞福德·W.勞根(Rayford W.Logan)。另外,伍德森圈子中的格林尼(Greene)在20世紀30年代寫了一本書,但是,他的博士論文直到40年代才完成。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著:《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74、94頁。
  14(4)小羅伯特·L.哈瑞斯:《時代的來臨:非裔美國人歷史編纂學的轉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11頁)。
  15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93頁。
  16詹姆斯·奧利沃·霍頓:《黑人史研究的新方向》(James Oliver Horton,“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in Black History”),《黑人學者》(The Black Scholar)第7卷第6期(1976年3月),第36頁。
  17勞倫斯·D.瑞迪克:《黑人史的一種新解釋》(Lawrence D.Reddick,“A New Interpretation for Negro History”),《黑人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22卷第1期(1937年1月),第17~28頁。
  18約翰·霍普·富蘭克林:《書評:“非裔美國人歷史:當前的狀況”》(John Hope Franklin,“Review:Afro-American History:State of the Art”),《美國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1期(1988年6月),第166頁。
  19文森特·哈?。骸讀α坷醋勻嗣瘢漢諶聳返貝蔥說腦慈罰╒incent Harding,“Power From Our People:The Sources of the Modern Revival of Black History),《黑人學者》第18卷第1期(1987年1-2月),第44頁。
  20菲利普斯(U.B.Phillips)白人種族主義立場的兩部著作《美國黑人奴隸制:種植園制度下關于黑人勞動力供給、使用和控制的調查》(1918)和《舊南方的生活和勞動》(1929)影響很大。通過對種植園主階級言行記錄的考察,菲利普斯描繪了作為家長制式的奴隸制。他承認奴隸制度的強制性,但認為該制度作為向“落后的非洲人”引入西方文化成果的一種機制,具有正當性。兩戰之間,只有菲利普斯對黑奴制度進行了綜合研究,其觀點在這一領域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彼得·諾維克著,楊豫譯:《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312頁。另見黃頌康的《美國奴隸制史學的發展》(《世界歷史》1980年第2期,第76~82頁)、(美)菲利普·S·豐納的《美國史學家論美國南部黑奴制度》(《東北師大學報》1981年第5期,第72~82頁)等。
  21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第305~326頁。
  22理查德·霍夫斯塔特:《U.B.菲利普斯與種植園神話》(Richard Hofstadter,“U.B.Phillips and The Plantation Legend Author”),《黑人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29卷第2期(1944年4月),第109~124頁。
  23托馬斯·C.霍爾特:《非裔美國人史》,埃里克·方納等著,齊文穎、林江等譯:《新美國歷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24埃里克·方納著,王希譯:《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133頁。
  25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第476頁。
  26約翰·霍普·富蘭克林:《非裔美國人歷史的學術發展》(John Hope Franklin,“O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ship in Afro-A-merican History”),達琳·克拉克·海恩編:《非裔美國人歷史:過去、現在和未來》(The State of Afro-America History:Past,Present,and Future),第16頁。
  27(8)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159、158頁。
  28V.P.富蘭克林:《介紹:探索約翰·霍普·富蘭克林博士的遺產》(V.P.Franklin,“Introduction:Exploring the Legacy of Dr.John Hope Franklin”),《非裔美國人歷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第94卷第3期(2009年夏),第317~322頁。
  29約翰·霍普·富蘭克林著,張姿冰譯:《美國黑人史·初版序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2頁。
  30(3)約翰·霍普·富蘭克林:《非裔美國人歷史的學術發展》(John Hope Franklin,“O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ship in Afro-A-merican History”,達琳·克拉克·海恩編:《非裔美國人歷史:過去、現在和未來》(Darlene Clark Hine eds.,The State of Afro-America History:Past,Present,and Future),第21、17頁。
  31埃里克·方納在《奴隸制、內戰和重建》一文中提到,到20世紀60年代末,關于重建的舊的解釋已經得到徹底的修正。埃里克·方納等著:《新美國歷史》,第197~199頁。
  32二戰后美國的經濟繁榮和政治壓制,導致黑人史運動在黑人社區中的發展一度減弱。20世紀50年代,黑人歷史周在北部和西部主要是黑人的學校中,常常受到忽視;黑人生活和歷史研究會的會議,只有很少的人參加;黑人大學的學生們選修黑人史課程的人數太少,以至于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富蘭克林的《從奴隸制到自由》一書的銷售幾乎為零。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176頁。
  33文森特·哈?。骸讀α坷醋勻嗣瘢漢諶聳返貝蔥說腦慈罰╒incent Harding,“Power From Our People:The Sources of the Modern Revival of Black History”),《黑人學者》(The Black Scholar)第18卷第1期(1987年1-2月),第45~48頁。
  34約翰·霍普·富蘭克林:《非裔美國人歷史和高等教育中的政治》(John Hope Franklin,“Afro-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美國藝術與科學學術公報》(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第40卷第2期(1986年11月),第27頁。
  35(4)小羅伯特·L.哈瑞斯:《時代的來臨:非裔美國人歷史編纂學的轉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07~108、108頁。
  36作為一門學術學科,“黑人研究”是1960年代學生運動和社會斗爭的政治要求的結果。隨著黑人意識運動和黑人權力運動的出現,黑人大學生一直要求開設更多有關非洲和非裔美國人歷史、文學和政治思想的課程。許多教育學家認為,在一個一體化的社會中,這不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他們還強調,這將增進白人對黑人經歷的理解,對黑人的社會和心理發展至關重要。到70年代初,建立了黑人研究專業的大學和學院多達500多所。喬納森·利文斯頓、哈里特·帕斯·麥卡杜、凱瑟琳·J.米爾斯:《作為自尊預測因素的黑人研究和政治意識形態:對新方向的呼喚》(Jonathan Livingston,Harriette Pipes McAdoo and Catherine J.Mills,“Black Studies and Political Ideology as Predictors of Self-Esteem:A Call for a New Direction”),《黑人研究雜志》(Journal of Black Studies)第40卷第4期(2010年3月),第726~744頁。關于“黑人研究”專業與黑人史研究之關系及影響,擬另文闡釋。
  37于展:《超越黑人民族主義---馬爾科姆·X晚期思想探析》,《浙江學刊》2007年第6期,第88頁。
  38大衛·W.沙澤:《岡納·默達爾和黑白種族關系:〈美國的困境〉的使用和濫用,1944-1969》(David W.Southern,Gunnar Myrdal and Black-White Relations:The Use and Abuse of An American Dilemma,1944-1969),巴吞魯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頁。
  39謝國榮:《1960年代中后期的美國“黑人權力”運動及其影響》,《世界歷史》2010年第1期,第40~52頁。
  40早在1941年,人類學家赫斯科維茨(Herskovits)在《黑人過去的神話》(Myth of the Negro Past)中,就表達了美國黑人中存在非洲文化遺存的論點。黑人語言學家洛倫佐·特納(Lorenzo Turner)的《古拉方言中的非洲主義》(Africanisms in the Gullah Dialect,1949)一書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但是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除了黑人舞蹈和音樂中的一些元素、海島上的古拉方言,以及南方下層社會中巫術的微弱回聲之外,非洲人的文化幸存在黑人學者中是被忽視的。因為那種文化被認為是妨礙黑人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大多數白人知識分子對赫斯科維茨的研究成果,也表現為漠不關心,有的甚至是懷有敵意。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輿論氛圍挽救了赫斯科維茨研究的聲譽。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74~275頁。
  41托馬斯·C.霍爾特:《非裔美國人史》,埃里克·方納等著:《新美國歷史》,第1~2頁。
  42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著:《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52頁。
  43圣·克萊爾·德雷克:《美國黑人的社會與經濟地位》(St.Clair Drake,“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代達羅斯》(Daedalus)第94卷(1965年秋),第771~814頁。
  44皮洛·噶格羅·達格博維:《歷史作為非裔美國人研究的一個核心學科領域:20世紀60-80年代自學并自稱的非裔美國人歷史學家》(Pero Gaglo Dagbovie,“History as a Core Subject Area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Self-Taught and Self-Proclaimed African American Historians,1960s-1980s”),《黑人研究雜志》(Journal of Black Studies)第37卷第5期(2007年5月)第615頁。
  45阿布阿姆·卡迪那、里奈爾·奧維斯:《壓迫的印記:美國黑人的心理學研究》(Abram Kardiner,Lionel Ovesey,The Mark of Oppression:A Psychosocial Study of the American Negro)紐約:諾頓1951年版,第384~387頁。
  46斯坦利·M.埃爾金斯:《奴隸制:美國制度和知識生活中的一個問題》(Stanley M.Elkins,Slavery: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芝加哥:芝加哥大學1959年版,第1~26、81~139頁。
  47黑人心理學家肯尼斯·B.克拉克(Kenneth B Clark)的《偏見和你的孩子》(Prejudice and Your Child,1963)、《黑暗貧民窟:社會權力的困境》(Dark Ghetto:Dilemmas of Social Power,1965),深刻展現了種族隔離對黑人兒童性格和哈萊姆貧民窟生活的有害影響,對黑人在白人種族主義壓力下的病態行為模式做出了有影響力的貢獻。他的作品和埃爾金斯的《奴隸制》,推動查爾斯·西爾伯曼(Charles Silberman)的《黑人與白人的?;罰–risis in Black and White,1964)和丹尼爾·莫伊尼漢(Daniel Moynihan)的《黑人家庭:國家行動理由》(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1965)出現并被廣泛閱讀。這些著作和報告推廣了埃爾金斯的受害者模式。
  48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第660頁。
  49愛德華·D.班菲爾德:《并非天堂:我們城市?;謀局屎臀蠢礎罰‥dward D.Banfield,The Unheavenly City: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Our Urban Crisis),波士頓:小布朗恩出版社1970年版,第73、245~248頁。
  50小羅伯特·L.哈瑞斯:《時代的來臨:非裔美國人歷史編纂學的轉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09頁。
  51肯尼斯·斯坦普:《奇特的制度:南北戰爭前南方的奴隸制》(Kenneth Stampp,The Peculiar Institution: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紐約:1956年版,第vii頁。
  52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第643~671頁。
  53黑人歷史學家與白人盟友之間就黑人史書寫和教授資格之爭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激化,大約到勞倫斯·列文1977年出版《黑人文化和黑人意識》出現轉折。勞倫斯·列文用作品證實了白人也能恰當地思考黑人的精神和靈魂,因此成為黑人、白人歷史學家之間爭論的轉折點。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第646~654頁;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87~297頁。
  54大衛·W.沙澤:《岡納·默達爾和黑白種族關系:〈美國的困境〉的使用和濫用,1944-1969》(David W.Southern,Gunnar Myrdal and Black-White Relations:The Use and Abuse of An American Dilemma,1944-1969),第264頁。
  55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57頁。
  56斯特林·斯塔基:《透過民俗的棱鏡:奴隸制時期的黑人精神》(Sterling Stuckey,“Through the Prism of Folklore:The Black Ethos in Slavery”),《馬薩諸塞評論》(The Massachusetts Review)第9卷第3期(1968年夏),第417~437頁。
  57C.范·伍德沃德:《帶著靈魂的克里奧》(C.Vann Woodward,“Clio With the Soul”),《美國歷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56卷(1969年),第5~20頁。
  58(4)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68~270、254頁。
  59喬·W.特若特:《非裔美國人歷史:起源、發展與當前的狀況》(Joe W.Trotter,“African-American History:Origins,Development,and Current State of the Field”),《美國歷史學家組織歷史雜志》(OAH Magazine of History)第7卷第4期(1993年夏),第15頁。
  60托馬斯·C.霍爾特:《非裔美國人史》,埃里克·方納等著:《新美國歷史》,第9頁。
  61這些黑人研究部門因資源和人事方面的原因,雖然有很多停止運作,但在最重要的大學中得以保留和發展,例如哈佛、耶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天普、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等。目前還有一些大學可以授予黑人研究的博士學位。
  62達琳·克拉克·海恩:《黑人研究運動:下一階段非洲中心的-傳統主義的-女性主義的范式》(Darlene Clark Hine,“The Black Studies Movement:Afrocentric-Traditionalist-Feminist Paradigms for the Next Stage”),《黑人學者》(The Black Scholar)第22卷第3期(1992年夏),第16頁。
  63(4)達琳·克拉克·海恩:《黑人研究運動:下一階段非洲中心的-傳統主義的-女性主義的范式》(Darlene Clark Hine,“The Black Studies Movement:Afrocentric-Traditionalist-Feminist Paradigms for the Next Stage”),《黑人學者》(The Black Scholar)第22卷第3期(1992年夏),第16、14頁。
  64馬丁·伯納爾:《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源泉》(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The Afroasiastic Root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第一卷,新布朗斯維克:羅格斯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頁。
  65(8)喬·W.特若特:《非裔美國人歷史:起源、發展與當前的狀況》(Joe W.Trotter,“African-American History:Origins,Development,and Current State of the Field”),《美國歷史學家組織歷史雜志》(OAH Magazine of History)第7卷第4期(1993年夏),第16、14頁。
  66托馬斯·C.霍爾特:《非裔美國人史》,埃里克·方納等著:《新美國歷史》,第2頁。
  67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第666頁。
  68詹姆斯·奧利沃·霍頓:《黑人史研究的新方向》(James Oliver Horton,“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in Black History”),《黑人學者》(The Black Scholar)第7卷第6期(1976年3月),第36~37頁。
  69托馬斯·C.霍爾特:《介紹:現在去哪里,為什么去?》,(Thomas C.Holt,“Introduction:Whither Now and Why?”,達琳·克拉克·海恩編:《非裔美國人歷史:過去、現在和未來》(Darlene Clark Hine eds.,The State of Afro-America History:Past,Present,and Future),第2頁。
  70厄爾·E.索普:《歷史的哲學:來源、真相和局限性》(Earl E.Thorpe,“Philosophy of History:Sources,Truths and Limitations”),《黑人高等教育的季度評論》(Quarterly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among Negroes)第25卷第3期(1957年7月),第183頁。
  71埃里克·方納著,王希譯:《美國自由的故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397~401頁。
  72(5)(6)羅伯特·L.艾倫著,上海市五·七干校六連翻譯組譯:《美國黑人在覺醒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3~187、62、53頁。
  73約翰·霍普·富蘭克林:《非裔美國人歷史和高等教育中的政治》(John Hope Franklin,“Afro-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美國藝術與科學學術公報》(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第40卷第2期(1986年11月),第26~42頁。
  74文森特·哈?。骸逗諶搜氬豢贍艿母錈罰╒incent Harding,“Black Students and the Impossible Revolution”),《黑人研究雜志》(Journal of Black Studies)第1卷第1期(1970年9月),第75~100頁。
  75德瑞克·E.懷特:《黑人世界觀:黑人世界研究所提倡務實的民族主義(1969-1974)》(Derrick E.White,“Black World View:The Institute of the Black World’s Promotion of Pragmatic Nationalism,1969-1974”),《非裔美國人歷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第95卷第3-4期(2010年夏、秋),第378~379頁。
  76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第650頁。
  77關于美國黑人史的英文名稱,曾經有幾次變化,從“Negro History in America”到“American Negro History”“American Black History”,再到“Afro-American history”或“African American history”。大體上,這些名稱的變化過程表明了黑人從種族到民族的演化趨勢(擬另文詳述)。本文為簡要起見,除強調區別時使用附有英文的名稱,此外統一稱為美國黑人史。“美國黑人”與“美國黑人史”的使用原則相同。
  78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第650~651頁。
  79潘尼爾·E.約瑟夫:《花襯衫與民主:黑人研究、學生行動主義與黑人權力運動》(Peniel E.Joseph,“Dashikis and Democracy:Black Studies,Student Activism,and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非裔美國人歷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第88卷第2期(2003年春),第194頁。
  80(4)奧格斯特·邁耶、埃立特·路德維克:《黑人史與歷史學界》(August Meier,Elliot Rudwick,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273~274、286頁。
  81小羅伯特·L.哈瑞斯:《時代的來臨:非裔美國人歷史編纂學的轉型》(Robert L.Harris,Jr.,“Coming of Age: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黑人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67卷第2期(1982年夏),第116頁。
  82約翰·霍普·富蘭克林:《書評:“非裔美國人歷史:當前的狀況”》(John Hope Franklin,“Review:Afro-American History:State of the Art”),《美國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1期(1988年6月),第167頁。
  83王希:《多元文化主義的起源、實踐與局限性》,《美國研究》2000年第2期,第54頁。
  84托馬斯A.貝利:《美國史神話》(Thomas A.Bailey,“The Myths of American Histoty”),《美國歷史雜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55卷(1968年6月),第7~8頁。
  85約翰·帕特里克·迪金斯:《語言與歷史》(John Patrick Diggins,“Language and History”),《美國史書評》(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7卷(1989年3月),第1~9頁。
  86約翰·海厄姆:《美國歷史的未來》(John Higham,“The Future of American History”),卡爾·J.瓜納瑞編:《在一起:美國文化的統一和多樣性》(Carl J.Guarneri,Eds.,Hanging Together:Unity and Diversity in American Culture),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頁。
  87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第643頁。
  88勞倫斯·韋賽:《美國歷史書寫背景下的“新社會史”》(Laurence Veysey,“The‘New’Social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美國史書評》(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第7卷第1期(1979年3月),第1~12頁。
  89勞倫斯·W.列文:《克里奧、經典和文化》(Lawrence W.Levine,“Clio,Canons,and Culture”),《美國歷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3年12月,第849~867頁。
  90琳達·科伯:《多樣性與美國研究的轉變》(Linda Kerber,“Divers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tudies”),《美國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41卷(1989年9月),第415~431頁。
  91弗朗西絲·菲茨杰拉德:《修正美國:二十世紀歷史教科書》(Frances FitzGerald,America Revised:History Schoolbook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紐約:經典圖書1980年版,第39頁。
  92喬納森·齊默爾曼:《誰的美國?公立學校的文化戰爭》(Jonathan Zimmerman,Whose America?Culture Wars in the Public Schools),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頁。
  93杰夫·瑞根巴奇:《為何美國史并非如其所說:對修正主義的介紹》(Jeff Riggenbach,Why American History is not What They Say:An Introduction to Revisionism),阿拉巴馬: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2009年版,第184頁。
  94邁克爾·卡辛:《霍華德·津恩的歷史教訓》(Michael Kazin,“Howard Zinn’s History Lessons”),《重新思考》(Reconsiderations)第29卷第5期(2004年1月),第81頁。
  95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史:1492年至今》(Howard Zinn,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492-Present)二十年紀念版,紐約: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1999年版,第658~660頁。
  96蒲國良:《霍華德·津恩與美國人民的歷史》,《江西師范大學學報》第47卷第3期,2014年6月,第139~144頁。
  97(6)王希:《多元文化主義的起源、實踐與局限性》,《美國研究》2000年第2期,第65~66、70頁。
  98保羅·勞特:《經典與語境·序言》(Paul Lauter,“Preface”,Canons and Contexts),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9頁。
  99沈宗美:《對美國主流文化的挑戰》,《太平洋學報》1995年第2期,第68頁。
  100理查德·M.米爾曼:《黑人史與文化賦權:一個研究個案》(Richard M.Merelman,“Black History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A Case Study”),《美國教育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第101卷第4期(1993年8月),第334~336頁。
  101小阿瑟·M.施萊辛格爾:《美國的分裂》(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世界與我》(The World&I)(1992年4月),第212~219頁。
  102莫萊菲·柯特·阿桑特:《歐洲中心主義的痛苦消亡》(Molefi Kete Asante,“The Painful Demise of Eurocentrism”)《世界與我》(The World&I)(1992年4月),第219~224頁。
  103關于課程標準公布后引起的爭論,參見王希:《何謂美國史---圍繞〈全國歷史教學標準〉引起的辯論》,《美國研究》1998年第4期,第7~40頁。
  104塞繆爾·亨廷頓著,程克雄譯:《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128頁。
  105約瑟夫·莫羅:《教科書中的國家:內戰至今美國史教科書中的沖突》(Joseph Moreau,Schoolbook Nation:Conflicts ove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第1~6頁。
  106約翰·霍普·富蘭克林:《書評:“非裔美國人歷史:當前的狀況”》(John Hope Franklin,“Review:Afro-American History:State of the Art”),《美國歷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1期(1988年6月),第163頁。
  107理查德·M.米爾曼:《黑人史與文化賦權:一個研究個案》(Richard M.Merelman,“Black History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A Case Study”),《美國教育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第101卷第4期(1993年8月),第336頁。
  108布魯斯·萬斯利德懷特:《民族國家敘事、歷史知識與學校歷史教育》(Bruce VanSledright“Narratives of Nation-State,Historical Knowledge,and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教育史研究評論》(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第32卷(2008年2月),第109頁。

    劉雅軍.20世紀美國的黑人史書寫及其對美國史的影響[J].史學月刊,2019(11):9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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