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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比分即时赔率:梁啟超“提”力說中的美學探析

時間:2019-12-19 來源: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趙楠 本文字數:8892字

皇冠即时赔率网 www.471027.live   摘    要: 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提到了“四力”,分別為熏、浸、刺、提。四力中,“提”反映了讀者接受程度的至高點,是四力中最為核心的觀念,這是因為“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文字移人,至此而極”,“提”力滿足了讀者接受心理中突破現有生存狀態的要求,是對自我狹隘世界的對抗和超越。同時,梁啟超認為,關注讀者接受心理是“提”力產生作用之重要條件,即作品應該具有趣味性——但決不包含“下等趣味”,“趣味”既是激發讀者閱讀興味的具體方式方法,又是實現的目標,“提”的整個過程是以“趣味”為本質思維特征的。同時,作品應具有平易性、開放性。另外,“提”力的發生應以“崇高”為指向,注重社會功用,以發揮“新民”之作用。

  關鍵詞: 梁啟超; “四力”; “提”; 接受美學;

  Abstract: Liang Qichao mentioned“four forces”in his paper“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Governance”,which are forces to edify,immerse,stir and lift. Of the four forces,the lifting force reflects the highest extent of the reader's acceptance; it is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four forces because the“lifting force emerges from within”and the influencing force of writings can achieve the ultimate effect through it. The“lifting force”satisfies the reader's psychological demand to break through the existing status of living and enables him to confront and go beyond the narrow world of self. At the same time,Liang Qichao's believes attending to the reader's acceptance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lifting force”to occur,that is,literary works should be interesting--but never contain“vulgar taste”. “Interest”is not only a specific method of inspiring readers but also the goal to be achieved. The whole process of“lifting”is based on“interest”a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inking. At the same time,works should be accessible and open. In addition,the“lifting force”should take being“sublime”as the direction,take into consideration social functions so that works can serve to edify,educate and empower people.

  Keyword: Liang Qichao; “Four forces”; “Lifting”; Reception aesthetics;

  梁啟超在嶺南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他的文藝理論更是獨樹一幟,其中關于“趣味”“移情”“四力”說,以及小說的群體影響作用等等之論說,都極有研究價值。其中,“四力”說提出“熏、浸、刺、提”四個概念,被認為是其美學思想的重要內容,但是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結合讀者心理探討四力之關系、梁啟超的接受美學理論,卻至今少有人涉及。本文認為,在四力中,“提”可以集中體現梁啟超的美學思想,其針對他所一直關注的閱讀群體,包涵著他一系列的接受美學觀,因而是四力中最為核心的觀念。由于“提”力的提出本身就是針對小說而言的,本文也主要結合小說這種文體進行闡述。

  一、激發讀者進入接受至高境界之“提”力

  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1] 884一文中提到了“四力”,即“熏、浸、刺、提” 。其中,“熏”“浸”是漸進產生影響的方式。“熏”使人“如入云煙中而為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為之迷漾,而腦筋為之搖揚,而神經為之營注”,而“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言其營造的是一種空間氛圍;而“浸”,“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則說的是在時間上令讀者不知不覺進入作品,沉浸其中。“熏、浸”共同構建多維時空的作品接受環境,采取和讀者定向期待(為讀者原來所具有的較為穩固的的綜合閱讀素養,它“按其已有的思想、文化、知識、修養、能力、經驗、習慣等形成的閱讀模式,來認識、理解、闡釋作品所提供的信息或暗示的一種內在欲望;在功能上,則起著選擇、求同和定向的作用”[2]206)對接的方式,令讀者在心理對抗較小的情形下構建創新的期待視野,向“提”的境界慢慢靠近。

  “刺”是進入“提”之境界的另一種重要方式,“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驟覺”,極言時間之短暫,并且讀者有明顯的感受。“刺也者,能入于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這是瞬間讀者由自我的閱讀經驗,和作品經“熏、浸”濡染的氛圍產生重疊,而生發的共振、共鳴心理,是一剎那的感受、猛然間的質變。讀者把對作品的直觀感受與自己的個性、經歷、趣味等整合在一起,進入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審美感受之中。“刺”對主客方的契合度有較高要求,很顯然,是讀者的定向期待得到了極大滿足的緣故;同時,“刺”也是讀者閱讀接受中刺激強度最大的一種方式,說明讀者也感受到了新力量的震撼,創新期待——即求異的需求(搜索原有視野之外的新事物之意識,可幫助讀者跳出原有的思維桎梏,并獲得新的審美快感)同樣得到了極大滿足。
 

梁啟超“提”力說中的美學探析
 

  應該說,由于“熏”“浸”的作用,而產生了“刺”,“刺”已經能讓讀者對作品為之動容、心有戚戚,但在四力中,“提”才反映了讀者接受程度的至高點。“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和之前的被動接受不同,此時,讀者的主觀能動性被大大調動、激發,充分自由地運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文本融為一體,進入到文本的再創作當中,閱讀不再是簡單、純粹的吸收活動,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解讀,讀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與書中主人公“俱化”,主體與閱讀對象之間的界限已經無限消弭,兩者進入了物我兩忘的極致自由狀態,閱讀主體的自我價值得到了更高層次的實現,而閱讀視野也進入了全新的狀態:

  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1]885

  所言正是“提”力產生的這種狀態,此乃審美接受心理中的最高境界。這是因為,審美活動本身就反映了人對自我狹隘世界的一種對抗和超越,是溝通外界、感悟其他生命的一種方式。從最初的審美感知,到將在場與不在場的事物串聯起來,經過聯想、改造并獲得審美想象,最后達到最高層次的審美感悟與體驗——“提”力所致之境界,在這個過程中,讀者的精神得到激發,心靈世界得到開拓,可以“忘懷一己的利害得失,恣情享受生命自由舒展的樂趣,并在一定程度上更新生命的狀態,激發生命的活力”[3]53。梁啟超是一個始終關注國家民生的理想主義者,他的美學思想受到了康德和伯格森的影響。梁啟超將伯格森稱為“新派哲學巨子”,其關于生命與藝術、美的思考,多有伯格森生命哲學的印記,注重生命的價值、體驗、自由。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對小說的接受心理作出說明時指出:

  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說者,常導人游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1]884

  正道出了讀者審美心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對自由的向往。“審美給予人以充分的選擇自由,使人性的殘缺,變成了人性的完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審美對人來說絕不是可有可無的戲耍,而是人獨有的一種生存形式”[4]。這是梁啟超總結的小說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可以說它滿足的是讀者接受心理中突破現有生存狀態的要求,符合閱讀中的創新期待。另外,梁啟超還認為:“人之恒情,于其所懷抱之想象,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1]884,指出了小說接受心理中的另一種情況——對讀者偏于定向期待的滿足,這兩種情況,梁啟超也認為是“理想派”和“寫實派”之差別。兩種心理的滿足,使得小說產生了良好的接受效果和社會影響。當然,區別于其他藝術形式,小說還具有趣味性、簡易性、開放性,幾點兼具使其接受效果更勝一籌,此點將在下文再作闡述。

  同時,梁啟超還認為:“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顧不甚為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1]884??杉?ldquo;小說”的接受效果多種多樣,而“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最受歡迎,這些心理影響較大的效果就類似于“刺”“提”之力了。而從以上梁啟超對小說閱讀心理的描摹,“常欲于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無論是前者以自身來感受外在世界,還是后者所言文本中的情景托喻了自己的內心,很顯然能夠“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無疑是讀者充分感受作品情境后產生的的閱讀效果,主客體雙方得以融合,文本影響深入而持久,所謂“無量”是也,這和短暫的“刺”有所不同。此種閱讀效果,也就是“提”力產生的作用了。因此,從客觀效果來看,“提”也是四力中影響最大的一種。

  應該說明的是,四力在讀者閱讀接受的過程中,“熏”“浸”是前提,“刺”“提”的發生則并無必然的先后性,且有可能同時產生——因為閱讀心理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但是,它們對讀者產生影響的作用和層次是從低到高排列的。

  二、關注讀者接受心理是“提”力產生作用之重要條件

  如何能使讀者進入“熏”“浸”的狀態,再完成從“熏”“浸”到“刺”“提”的實現?使“提”力產生最佳的效果,是有前提的,這就是必須關注讀者的接受心理。接受美學認為,作品最終意義的完成不能僅靠文本本身,而讀者的參與程度亦十分重要,“閱讀并非對作品簡單復制和還原,在這一活動中并非作品單方面作用于讀者,接受者與作品的關系也不是一種單一的認識與被認識的因果關系。理解本身便是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行為,包含著創造的因素”[5],“只有當作品的連續性不僅通過生產主體,而且通過消費主體,即通過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來調節時,文學藝術才能獲得具有過程性特征的歷史”[6]。讀者進入作品后,憑借既有經驗以及想象力將作品文本還原為意象世界, 并調動感知、思維、感情,完成文本接受與補白的雙向交流, 作品才具有了完整的意義。而讀者通過創造性地參與建造從未體驗過的意象或情景,獲取新的審美體驗。在這個過程中,讀者心理被調動的程度、參與的積極性如何,會直接影響到最終審美效果的獲得,因此讀者接受心理之特點不可小視。“提”的過程正是讀者閱讀興趣被極大調動的過程,要激發讀者這種心理,的確需要研究其閱讀接受中的種種特點。

  梁啟超對于讀者的接受心理,是十分關注的,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他提過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1]884在多篇文章中,亦論述過作品與讀者接受心理的問題。將其整理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作品應該具備趣味性。上述一問,梁啟超就自己回答:“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1]884。在此,“樂而多趣”實際上和梁啟超后來提出的“趣味”說相通。“趣味”是梁啟超整個人生哲學的重要理念,被認為是生命的根本價值和動力所在:“活動要有原動力——像機器里頭的蒸汽。人類活動的蒸汽在哪里呢?全在各人自己心理作用——對于自己所活動的對境感覺趣味” [1]4010,“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1]4013,沒有活力、激情、樂趣的人生如同“沙漠的生活”,“干透了沒有一毫潤澤,板死了沒有一毫變化” [1]4017,是極其可怕的。對于樂趣每個人都心向往之,這是因為在樂趣中人們更能體會到自我的存在,自我力量的釋放?;詼琳叩惱庵中睦?作品想要達到最好的傳播效果,就必須加強趣味性,積極引導讀者進行閱讀:“文學是要常常變化更新的,因為文學的本質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1]4927,“凡人之情,莫不憚莊嚴而喜戲謔。善為教者,則因人之情而利導之……”[1]172。在具有趣味的閱讀中, 讀者的心理自由度往往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 針對作品的補白與互動積極性和創造力也較強,作品帶來的體驗可以彌補真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心理需求,“提”力的發生機率就會大大提高。人們對娛樂性、情節性強的作品更為喜聞樂見,小說恰恰具有很明顯的這種特征,因此人之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1]885,小說也就成為梁啟超在文學革新運動中極力提倡的一種文體了。

  應該說,小說所產生的美感給人們帶來了精神上的愉悅,其以藝術之美吸引讀者,喚起讀者的心靈愉悅,梁啟超對其是加以肯定的,也正如魯迅先生《摩羅詩力說》所言:“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7]64,以及休謨之言:“美是一些部分的那樣一個秩序和結構,它們由于我們天性的原始組織,或是由于習慣,或是由于愛好,適于使靈魂發生快樂和滿意”[8]330。雖然“趣味”的字面含義似乎帶有世俗、感性的味道,但是,梁啟超所言“趣味”決不包含著“下等趣味”,所謂“下等趣味”梁氏在《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中解釋為三種情況:一、要瞞人的;二、拿別人的苦痛換自己的快樂;三、快樂和煩惱相間相續的,[1]3946作品中如果包含著“下等趣味”,便可能將讀者引入歧途,無法產生美感,更遑論產生“提”力的作用了。同時,“趣味”的表現又具有多樣性,有喜有悲有苦,不僅僅單指快樂,《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梁啟超提到最受讀者歡迎的是那些令人“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的作品,也說明“趣味”不能僅僅理解為作品的娛樂性,它還具有觸及到讀者審美心理的深層次多樣性特征,美感“可能是痛而后快或又痛又快的復雜情緒,可能是包含人心深處的悲喜哀樂等多種情感因素的綜合情感”[9]50,應該說梁啟超對作品的接受效果之分析“已隱含了悲劇美的審美理念,他在價值取向上更偏重于痛而后快的崇高感”[10]164??杉?梁啟超所言“提”的發生是有條件和方向的,是和趣味高尚、內涵豐富的目標相結合的。

  “趣味”既是激發讀者閱讀興味的具體方式方法,又是實現的目標,也就是說,“提”的整個過程是以“趣味”為本質思維特征的。前者是基于對趣味的一般的、淺表層次的理解,梁啟超已經論及,它可產生“熏” “浸”“刺”“提”種種閱讀效果;后者屬于深層次對藝術本質的觸及,梁氏雖已有所探討,但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還未明確指出,“趣味”說他在后期的審美理論與人生、美的功能、價值相結合,才趨于完善,有著更為深入的思考。實際上,此文已經談及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對于體會“趣味”的終極愉悅,唯有“提”力可以達到。

  這是因為,在達到終極“趣味”的過程中,“提”力與“熏”“浸”“刺”三者不同,它激發了讀者自我創造的力量,在文本中打上了自我生命的烙印,使得讀者充分地感受到創造的自由和樂趣。結合讀者自我經驗,使得再造情境更為生動和逼真,無疑令文本的接受心理產生了前三者所沒有的效果,“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1]885。梁啟超這里提到的“移人”,便是“提”力所能達到的最終閱讀效果,也即我們所說的物我兩忘的境界。一般的實踐活動,主體總是力求客體服務于自己,主客體之間往往有著占有與反抗的激烈沖突,而審美活動的主體卻可以常常對象化,沉浸于客體之中,與其共命運、同呼吸,達到往復交流、“感而遂通”(《易·系辭上》)的境地,感受到極度的精神舒展、會心與暢神。而此時的讀者不但有著感性愉悅,并且在審美理性方面也得到了升華,通過感同身受,發現宇宙生命本根上都是息息相通的,由此領悟、體證生命的真實意義,個人與群體生命融匯聚集,主客、客體被超越了,兩者之間的關系也被超越了,“審美領悟正是要以其悟性的洞徹來把原先審美體驗中所形成的物我同一的心理感受超升到天人合一、群己互滲的精神境界上去,這既是生命的自我超越,而亦是向著生命本源的返歸”[3]51。由此喚醒、振奮、充實、提升自己的生命力,應該說是讀者審美接受的終極意義所在了。“趣味”的此種力量具有驅動源之意義,心理上的樂趣與感悟,使人們從不厭倦,是一種內在且持久的的力量。由于“提”力的這種作用,梁啟超認為文學正可以“專從事誘發以刺激各人器官不使鈍”[1]4018,是與美術、音樂并列,使人從現實的功利主義中跳脫出來,保持精神追求的三種利器之一。

  除了趣味性,如果想要更大范圍的讀者進入閱讀,則必須關注文本的第二個特點:簡易性。假如文本的語言平易,讀者閱讀的障礙較小,就可以很好地令讀者消除畏難情緒,快速進入文本設置的情境,“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1]885,“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為難事。……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圣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夷情” [1]39。“而小說者,恒淺易而為盡人所能解。雖富于學力者,亦常貪其不費腦力也而借以消遣,故其霏襲之數,既有以加于他書矣”[1]2747,正指出了小說廣受喜愛的原因。讀者和文本之間的交流順暢無礙,就更容易進入“熏”“浸”的狀態,所以,“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1]172,這又涉及了對讀者閱讀心理產生作用的第三個前提,即開放性。此點和簡易性相關,小說因其平易,故傳播效果佳,讀者面廣,無論上下,均可閱讀,產生的影響力也超乎尋常:“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為國民之魂’”[1]172。這種開放性同時還表現為面對每一個讀者,文本所展現出來的姿態,即接納、包容、迎合,這在小說表現最為明顯,不是板起面孔進行教育,而是以“趣味”吸引,如此“作者只要把那現象寫得真切,自然會使讀者心理起反應”[1]3982,更容易貼合眾多讀者的的閱讀期待心理而產生效果。

  三、“提”力的發生以“崇高”為指向,注重社會功用

  文本內蘊含著各種產生閱讀效果的可能,而其必須和讀者心理契合,才能發揮力量,所以,梁啟超極為注重讀者的接受心理。然而,這種注重并非沒有原則,曲意逢迎,而有著鮮明的指向,這即是崇高美。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論及“提”時,梁啟超列舉了多部作品,如《水滸傳》、《紅樓夢》、《花月痕》,諸多人物形象,如華盛頓、拿破侖、釋迦、孔子,這些作品或人物,凸顯的主要美學特征為抗爭、沖突、理想、激情、豪邁、剛健等等,有一些還展現出悲劇美,令讀者“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這和美學中所說的“崇高”之范疇基本吻合。梁啟超雖然在其論著中從未明確提出“崇高”這一論題,但實際上他在作家研究、小說叢話、詩話等多處理論研究的文章中,都表現出對這種美學理想的向往?!噸泄銜睦锿匪硐值那楦小芬晃鬧辛浩舫銜銜謀砬櫸椒ㄖ械?ldquo;奔迸法”為“情感文中之圣”[1]3924,所謂“奔迸法”,展現的就是奔放剛健崇高之審美特征,梁啟超對其顯然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在《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中,梁啟超談到秦漢時“有兩首千古不磨的杰歌:其一荊軻的《易水歌》;其二,項羽的《垓下歌》”[1]4345,欽慕的正是詩歌中悲壯、慷慨等崇高的風格特點,其他如《情圣杜甫》、《屈原研究》等也提到崇高與悲劇等相關問題,高度肯定了其美學價值。對這種風格的提倡,是因為在閱讀過程中,崇高相較于優美、滑稽等對讀者的沖擊顯然更強烈,“是當情感突變時,捉住他‘心奧’的那一點,用強度寫到最高度”,“令我們讀起來,不知不覺也跟著到他那新生命的領域去了” [1]3925。由此,從接受效果來說,產生崇高審美的作品顯然影響更深入和持久。

  梁啟超的這些觀點,都和他對民族文化、國家歷史和現狀的思考緊密相聯。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梁啟超認為,文化啟蒙是當前的首要任務,要針對國民心理,改造、重建其深層次的文化意識,“研究政治,最緊要的是研究國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國民心理” [1]3695,要改變國人精神萎靡、感情枯竭,缺乏創造力、意志力等頑疾,應使藝術深入讀者心理,啟發其人性光芒,用審美的超功利性來“新民”,這正是“三界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因此,“崇高”一類的藝術尤為梁啟超所提倡。而在各類藝術種類中,梁啟超尤其肯定小說的社會功用, 對其給予十分的期望。他認為,小說的力量非常強大,和“群治”關系相當密切:

  “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 [1]172。

  “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而“四力”既有益于社會的一面, 又有“毒萬千載”的可能:“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 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用之于惡, 則可以毒萬千載” [1]885,所以,作品的導向性非常重要,小說如果過于低俗就會類似流毒,產生嚴重的后果,這是“群治”過程中不得不注意的一點。

  通過這種傾向性,梁啟超對閱讀接受過程中所注重的一點,即作品之社會功用,也就得到了很好的實現。但是,這個過程不能以簡單的口號宣傳或者說教實現,而是通過趣味,使讀者從心里自發地領悟文本之美,使小說通過其內在的力量作用于人的心靈,因而間接地產生教化作用,這即是藝術的情感性和愉悅性,“用情感來激發人,好像磁力吸鐵一般” [1]3921,“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1]230,這種效果既不是文本的自我呈現, 也不是由讀者建構而來的,而是兩者以讀者的心靈為中介,以“趣味”為動力引發而來的??杉?小說各種力量,尤其是“提”力生發作用都建立在讀者心理特點的客觀基礎上, 是符合接受美學原理的, 其社會功用不是外力強制產生的結果。

  如此, 梁啟超以“提”為中心的接受美學理論呈現出這么幾個特點:一、功利性與超功利性相結合。其功利性在于強調小說與藝術的社會價值、教化作用,但同時,這種功利性超越了一己私利,注重以尊重讀者的內在性情、心理特點、主體精神為前提,又帶有反功利的色彩;二、強調接受群體的整體性,審美的愉悅,不應該只是少數人才能享有的特權,而應該覆蓋于廣大人群,融入他們的人生,滲透在他們的生活、活動、思維各個方面,這樣整個社會才能求真向善,得到根本改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會的人格向上”,“意力和環境提攜,便成進化的道理”[1]4070;三、以“趣味”為核心,以“崇高”為指向。梁啟超承認小說的審美,由讀者參與文本建構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提”的這一閱讀效果,非有讀者充足的自發力量不能完成,因而他注重讀者審美的心理機制,提倡“趣味”;同時又認為作品對讀者的指引作用也同樣重要,這樣就看重“崇高”。本質上,梁啟超建構的讀者接受的至高境界就是自由暢神與自我改造融合、激揚生命與理性領悟融合,激發個人活力、去除精神蔽障,進而達到國民素質提升和社會蛻變之效果。這些觀點,可謂是梁啟超作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文化巨匠和思想家所提出來的先見,至今仍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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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楠.從梁啟超“四力”說之“提”力看其接受美學[J].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04):1-5+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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