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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即时赔率加强板:《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濫用問題與對策

時間:2019-12-25 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作者:辜明安,梁田 本文字數:11932字

皇冠即时赔率网 www.471027.live   摘    要: 在有關食品藥品糾紛案件的審理中,法院往往基于當事人非“消費者”而作出不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判決。法院回避適用相關司法解釋的原因或出于對職業打假負面影響的考慮,抑或是對最高人民法院有關文件的誤讀?!妒稱釩踩ā返某頭P耘獬ブ貧扔釁浯嬖詰謀匾?。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既要堅持其本身的制度價值,又要限制職業打假人的商業化牟利行為??梢醞ü薅妒稱釩踩ā凡骨?ldquo;損害”規范要素或對《食品安全法》第148條進行解釋以回應社會關切。

  關鍵詞: 食品安全法; 懲罰性賠償; 職業打假人; 損害;

  由于職業打假人利用懲罰性賠償牟利而“知假買假”,法院在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時頗為糾結。有人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3]28號)(簡稱《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首次在國家司法層面明確認可了知假買假者在食品、藥品領域內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權,1使職業打假人在食品、藥品領域的活動漸趨活躍,有關懲罰性賠償訴訟案件出現“井噴式增長”。[1]2017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復意見》(法辦函[2017]181號),明確“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在一定程度限制了職業打假人的“知假買假”行為。有學者認為該意見對限制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2]但是,由于該文件并非規范性法律文件,其法律效力值得思考。更重要問題或許在于正確理解該意見的指導思想和限制范圍,在司法實踐中正確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詿?,本文從食品、藥品的典型相關性視角出發,通過對2018年食品、藥品領域有關“知假買假”案件的相關判決進行分析,探討懲罰性賠償制度在食品、藥品案件中的濫用問題及相關的完善路徑,以期對我國《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一、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產生的實際效果

  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并不排除在食品藥品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但是,該意見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可能出乎人們的意料。我們分析中國裁判文書網收錄的裁判文書,在檢索關鍵詞的選擇上,依照“按關鍵詞篩選”欄所提供的關鍵詞中主要選取了“懲罰性賠償”和“消費者權益?;?rdquo;兩個關鍵詞。由于“知假買假”者在司法實踐中經常借消費者權益?;ぶ崞鵜袷濾咚弦曰竦貿頭P耘獬?,即所謂的“以維權之名行牟利之實”,這兩個關鍵詞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有助于檢索相關的案例。此外,鑒于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印發的時間為5月中旬,且相關的訴訟應是民事訴訟,我們在檢索的過程中也增加了兩個輔助關鍵詞,即“2018”和“民事案由”。通過檢索上述關鍵詞,截止到2019年1月25日,我們共收集到有關的裁判文書370件;經剔除重復文書,最后得到有效的分析樣本335件。其中,一審裁判文書為205件;二審裁判文書為115件;再審裁判文書為8件;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裁判文書為7件。

  (一)對案件審理產生的總體效果

  根據整理的數據,2018年335個案件中,我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為123件,占總數的36.72%;沒有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212個。由此可見,2018年我國懲罰性賠償的適用率總體上不高,職業打假人獲得懲罰性賠償的可能性也自然隨之降低。依此來看,“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確實有可能對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產生了限制作用。
 

《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濫用問題與對策
 

  為進一步印證這一結論,我們對212件不適用懲罰性賠償案件的判決書進行了考察。其中64件案件,法官直接依據“法律的文義解釋”認為“知假買假”者非“消費者”,駁回了其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其中53件案件,因案涉行為不滿足“欺詐行為”要件,法官對有關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其中18件案件,法官依據“合同成立、效力和免責事由”認為“知假買假”者并未因欺詐而“作出錯誤意思表示”,作出了不支持懲罰性賠償的判決。此外,70件案件法官綜合相關學說和方法不支持懲罰性賠償。在這些案件中,法官判決不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要依據之一是“法律的文義解釋”。根據學者的研究,法官主要依據“法律的文義解釋”和“合同成立、效力和免責事由”否定知假買假者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1]由此反推,不適用懲罰性賠償案件的212件案件中有152件與“知假買假”有關,涉嫌“職業打假”人利用訴訟牟利。鑒于這些案件占所有不適用懲罰性賠償案件的71.70%,這確實表明:我國法院在司法實踐貫徹落實了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的精神,加大了對“知假買假”的限制。

  (二)對食品藥品類案件產生的直接影響

  在與“知假買假”有關的152件案件中,涉及食品、藥品的案件高達130件,占與“知假買假”有關案件的85.53%。從否定懲罰性賠償的適用的原因來看,“知假買假”非“消費者”案件數量為61件;不滿足“欺詐行為”要件案件數量為7件;綜合性原因案件數量為62件。

  在法院審理的案件中,唐元秀與杭州百歐進出口有限公司、杭州海濤廣告有限公司、浙江都市快報控股有限公司產品責任糾紛案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本案唐元秀因其購買紅酒存在質量問題而將杭州百歐進出口有限公司、杭州海濤廣告有限公司、浙江都市快報控股有限公司訴至法院。在一審和二審敗訴后,唐元秀提出再審申請。然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其一次性大量購買案涉產品,且未對購買用途作出合理的解釋并提供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故其前述購買行為明顯超出生活消費需要。結合其在杭州地區曾多次提起產品責任糾紛訴訟之事實,二審法院認為唐元秀前述購買行為并不屬于消費者權益?;しㄋ娑ǖ納釹研形?,進而對唐元秀主張的懲罰性賠償不予支持,并無不當。”2因此,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最終裁定駁回唐元秀的再審申請。非“消費者”因素在有關懲罰性賠償裁決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就綜合性原因而言,由于綜合性原因中除非“消費者”因素外還有其他原因,有關判決的合法性有著一定的依據。不過,由于在所有的綜合性原因中,非“消費者”因素都是一個必選項,這表明在我國的一些地方法院,即便法官在決定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時進行了綜合的考量,非“消費者”因素也被法官視為一個必要的因素。

  然而,根據《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3條和最高人民法院第23號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早已明確表態,在食品、藥品領域,對購買者非“消費者”的抗辯不予支持,實際上“支持知假買假的消費者進行懲罰性賠償的索賠”。[3]在有明確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可供參考的情況下,我國許多地方法院卻依然執著于非“消費者”的認定,且大多數食藥類案件判決竟然因知假買假者非“消費者”而不適用懲罰性賠償。

  二、法官回避司法解釋的主要原因

  通對“知假買假”有關的152件案件中的涉及食品、藥品的130件案件的分析,我們認為地方法院回避司法解釋的原因可能是:

  (一)對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的不同理解甚至誤讀

  由于我國法律對“知假買假”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知假買假”問題在我國長期存在著爭議。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陽國秀等代表提出了關于引導和規范職業打假人的第5990號建議。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對這一建議的答復意見。雖然該文件并非規范性法律文件,但是,鑒于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特殊地位,其基本態度對地方法院的審判活動具有重要的影響。

  在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知假買假”行為的商業化趨勢“嚴重違背誠信原則,無視司法權威,浪費司法資源”,因而在一般意義上“不支持這種以惡懲惡、飲鴆止渴的治理模式”,提出了“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遏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由此可見,盡管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并不否認《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三條的規范意義,但是,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將司法解釋表述為“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考量”,給人以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的印象。因此,不少法官對法辦函[2017]181號產生不同的理解,甚至誤讀。

  一種理解是應依照《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3條審理食品、藥品領域有關懲罰性賠償的案件。3“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并沒有否定《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3條。因此,法官可以將“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理解為,在涉及懲罰性賠償的消費者維權案件中,法院判決一般不應支持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的行為。但是,對于涉及食品、藥品的案件,法官不必考慮職業打假人非“消費者”的抗辯。另一種理解是強調“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實質內容的理解,即法官只能針對嚴重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適用《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3條。4《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3條被最高人民法院視為一項權宜之計。其產生于“地溝油、三聚氰胺奶粉、毒膠囊等一系列重大食品、藥品安全事件頻繁曝出,群眾對食藥安全問題反映強烈的大背景之下”。而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對知假買假這一以惡懲惡行為的否定態度,《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3條遲早會成為“明日黃花”。因此,法官可以對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作出這樣的理解,即法院判決不應支持知假買假的行為。即便是在食品、藥品領域,法官也應根據《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3條出臺的初衷對其進行限縮解釋,將這一規定的適用范圍限制在嚴重的食品、藥品安全案件之中。

  與法律的具體規范相比,政策性文件具有明顯的原則性,較少提供具體、明確的行為規則。因此,法官對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的理解出現差異是正常的。正是由于地方法院對最高人民法院文件不同的理解甚至誤讀導致了不同的裁判。

  (二)職業打假人的負面影響

  不可否認,以王海為代表的職業打假人曾對我國治理假冒偽劣產生過積極作用,依照最高法院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的說法,即“對于增強消費者的權利意識,鼓勵百姓運用懲罰性賠償機制打假,打擊經營者的違法侵權行為產生了一定積極作用”。但是,由于職業打假人打假的主要目的在于牟利且漸趨商業化,這使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的行為在正當性上大打折扣。這也是知假買假行為在我國一直備受爭議的主要原因。

  第一,職業打假亂象叢生,甚至涉嫌犯罪。雖然王海們早期的“英雄”光環一時遮掩住人們對職業打假人的質疑,但是,由于職業打假“動機不純”,出現各種亂象似乎并不出人意料,如“黑吃黑”、敲詐勒索等問題日漸凸顯。例如,2000年初王海曾陷“津成事件”,被人揭發“黑吃黑”———收錢幫一家造假者打擊另一家造假者[4];有“成都打假第一人”之稱的“劉江”被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5];曾有“食品安全衛士”美譽的董金獅因敲詐勒索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6]

  第二,由于職業打假多是“小題大做”,不但無助于我國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反而嚴重影響了守法商家的正常經營。例如:有人僅因食品中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的微量異物而請求懲罰性賠償。王志財訴沃爾瑪(遼寧)百貨有限公司產品責任糾紛案即為典型案例。在該案中,王志財僅因購買的白砂糖中存在頭發將商家訴至法院,主張懲罰性賠償。5結合他此前多次以食品“有異物”為由主張懲罰性賠償的歷史,難免有敲詐勒索之嫌。即便他的作法并非敲詐勒索,他的這種牟利方式也將簡單問題復雜化,耗費司法資源。有人因食品標簽、說明書的瑕疵而請求懲罰性賠償。徐文強與義烏市瑋旦食品店產品銷售者責任糾紛案中,徐文強因所購上珍月子紅糖標簽存在瑕疵將商家訴至法院。根據他的訴訟請求,由于案涉紅糖標簽、說明書沒有標注赤砂糖,商家非法經營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但是,經法院查明,紅糖與赤砂糖實屬同一種食品。而且,上珍月子紅糖是按照QB/T2343.1標準生產的赤砂糖,既不存在食品安全問題,也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62015年修訂《食品安全法》,為避免這樣的問題,專門規定了“食品的標簽、說明書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的除外”的但書。諸如此類案件實際上無助于市場的凈化,反而影響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

  第三,牟利最大化所催生的機會主義盛行。職業打假人王建君在結賬時將購買的每一件商品分開結賬,單獨開票。這樣做的是為了利用《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的規定牟利。在2015年修改《食品安全法》第96條第2款,增加了最低賠償金額一千元的規定之后。根據修正后的《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無論是按照價款10倍的算法計算,還是按照損失3倍的算法計算,若計算出的懲罰性賠償金額不足1000元,消費者最終所獲的懲罰性賠償為1000元。這樣的修改原本是為了改善食品領域懲罰性賠償數額偏低的問題,進一步鼓勵消費者維權。這一規定被職業打假人所利用,通過增加票據張數的方式實現了牟利的最大化,即原本只能依據一張票據(購買一批商品的證明)主張1000元的懲罰性賠償。但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卻可以依據數張票據(購買每一件商品的證明)分別主張數個1000元的懲罰性賠償。這樣的行為不僅浪費司法資源,更是赤裸裸地將司法資源作為其牟利最大化的工具。7

  第四,職業打假人在食品、藥品領域的打假背離了懲罰性賠償的初衷。由于我國《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門檻較低,且《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3條明確認可了食品、藥品領域的知假買假行為,職業打假人在食品、藥品領域的打假活動愈演愈烈。我們檢索2018年的152件不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中,食品、藥品領域的“知假買假”案件高達130件,占案件總數的85.53%。這一數據也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食品、藥品領域已成為了“重災區”,說在某種程度上職業打假人的“泛濫”似乎并不過分。而這種過分的謀利之舉,已經偏離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目的。

  鑒于職業打假人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一些法官難免厭惡職業打假者,不愿成為職業打假人牟利的“幫手”。因此,在“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可能存在不同理解的情況下,一些法官更青睞第二種理解,并在有關裁判文書中不厭其煩地強調職業打假人“非消費者”,進一步強化不適用懲罰性賠償決定的正當性。

  三、《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檢討

  從我們檢索的案例看,許多法官實際上回避了《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這是否意味著我國沒有必要在食品安全領域設置懲罰性賠償制度?為此,我們有必要對《食品安全法》的懲罰性賠償制度進行檢討,以明辨其存廢或完善之道。

  (一)社會沖突與《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的必要性

  社會沖突理論是肇始于20世紀初以社會沖突現象為研究對象的重要社會思潮。根據該理論主要代表人物劉易斯·科塞的觀點,社會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并非是一種破壞性的現象。在“社會安全閥”機制下,沖突在社會中具有整合、穩定、促進、激發、平衡等功能。“社會安全閥”是指疏導社會不滿情緒的合法沖突機制,恰如鍋爐上的“安全閥”,“通過它可以使猛烈的蒸汽不斷排泄出去,而不會破壞整個結構。”[7]而且,沖突可分為現實性沖突與非現實性性沖突。[8](P.34)沖突越是圍繞著現實問題發生,則其激烈性越小;越是圍繞非現實問題發生,情感介入越多,沖突就越為激烈。[9]

  就我國食品安全問題所導致的沖突而言,屬于直接的現實沖突,不涉及抽象的價值、信仰、意識形態等非現實問題,主要是經濟利益獲益群體與經濟利益受損群體之間經濟利益上的矛盾。因此,這類沖突的激烈程度相對較低。只要受害群體的經濟利益受損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這類沖突完全可以被化解。反之,如果不能妥善地化解這類問題,當社會不滿積累到一定程度,這類沖突也會轉變為激烈程度更高的間接沖突,沖擊社會核心價值理念,對社會產生嚴重的破壞性效果。因此,我們有必要針對我國食品安全問題所導致的沖突設置“社會安全閥”,在沖突激化前有效疏導因食品安全問題所引發的社會不滿情緒,從而避免沖突逐步升級為非直接的間接沖突。

  就食品安全的矛盾沖突化解的意義而言,《食品安全法》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就是能夠有效疏導不滿情緒的“社會安全閥”。懲罰性賠償的功能貴在懲罰和威懾。通過要求生產商或銷售商支付被消費者超過實際損失的賠償進行了懲罰。一方面使消費者獲得了填平損失的補償性賠償,甚至獲得了超過實際損失更多的利益,有效平復被消費者的不滿情緒,避免了社會不滿情緒的累積和升級。另一方面,通過對生產商或銷售商的不法行為進行嚴厲的制裁,使其面對高昂的違法成本不敢輕越雷池半步。這樣,不僅可以使消費者得到有效?;?,而且可以預防類似侵害消費者行為的再次發生,及時疏導和消解社會的不滿情緒。因此,在我國嚴峻的食品安全形勢下,在食品安全領域設置懲罰性賠償實屬必要。

  (二)《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的完善路徑

  由于我國在司法實踐中有著“實驗主義”的傳統,經常將疑難問題“交給地方司法機關去實驗并總結經驗”[1],法官根據政策“造法”在一定程度成為我國司法的“特色”。出于對最高法院文件理解上的差異和對職業打假人的反感,一些地方法院在有關食品、藥品方面的案件中回避適用懲罰性賠償,使這一本身具有重要價值的制度成為具文。我國在司法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消費者”判斷的經驗法則,即:以知假買假者不屬于《消費者權益?;しā返?條規定的“消費者”而否定消費者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無論采用何種解釋方法,其解釋結果都不得違背法律條文可能的文義。”[10]這一觀點似乎有解釋學的支撐,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認同。[11]然而,這樣的經驗法則并不足取。

  1.這樣的經驗法則不足

  首先,這樣的經驗法則背離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目的。

  我國設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激勵消費者維權,希望發動廣大消費者的力量,將不法經營者淹沒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當中。因此,《消費者權益?;しā分械?ldquo;消費者”應從更廣的角度去理解,可以解釋為“為個人的目的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人”。如果僅是死扣字眼,將消費者局限于為“生活消費”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人,那么,能夠主張懲罰性賠償的主體數量自然變少。其他人,即使看到假冒偽劣產品,由于“知假買假”不能主張懲罰性賠償,也只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很顯然,這是無法達到“人民戰爭”的效果的。

  誠然,消費者概念上的目的解釋會對我國嚴重的“知假買假”現象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但必須看到,“知假買假”現象并不完全是問題。根據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目的,事實上,我國樂見良性的“知假買假”,希望更多的人發現假冒偽劣商品后能夠運用懲罰性賠償與不法現象作斗爭,以解決政府監管所面臨的信息不對稱、人力不足等問題。所謂的“知假買假”問題主要是指惡性的“知假買假”,即職業打假人濫用懲罰性賠償牟利的問題。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知假買假”現象進行區分。良性的“知假買假”實際上越“嚴重”越好。

  至于惡性的“知假買假”,毫無疑問,這是因我國懲罰性賠償制度上的缺陷而產生的副產品。我國應通過立法的方式對懲罰性賠償制度進行完善,盡可能避免職業打假人去鉆制度的“空子”。但是,僅因為職業打假人的問題就否定所有“知假買假”者的“消費者”身份,這樣的做法無疑忽略了“知假買假”良性/惡性的二元區分,讓良性“知假買假”喪失了與不法分子斗爭的利器。這明顯與懲罰性賠償的立法目的“南轅北轍”,未免得不償失。

  其次,這樣的經驗法則在實踐中經不起推敲。

  在司法實踐中,除非購買者自認,法官實際上很難判斷出購買者是否是出于“生活消費”而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誠然,有學者認為這一問題完全可以根據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經驗來解決。根據其例證,“按照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經驗,一次購買、使用一部手機足矣,如果一次購買六、七部手機,硬說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就不符合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經驗。”[12]然而,這實際上否認了“生活消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所作的判斷仍顯得十分牽強。我們以手機為例,在實際生活中,有人親戚和朋友多,購買十幾部手機送人;有人是手機“發燒友”,購買十幾部手機收藏;有人是“土豪”,購買十幾部手機炫富……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這種方法并不完全可靠。

  此外,在司法實踐中,一些法官根據購買者投訴的次數或訴訟的次數判斷購買者是否是《消費者權益?;しā返?條規定的“消費者”。在否定懲罰性賠償適用的裁判文書中,我們經??吹秸庋謀硎?,如“張燕自2015年至2018年1月9日期間以產品責任糾紛為案由向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提起104件訴訟、向杭州鐵路運輸法院提起35件訴訟、向杭州互聯網法院提起45件訴訟”;8“王建君以產品銷售者責任糾紛為由在法院提起大量訴訟要求賠償,案件被告涉及多家不同商場、超市,分布于徐州、宿遷多個區縣”;9“在近期內,汪圣軍多次以自己或者他人的名義,專門購買標簽有瑕疵的食用油、核桃奶等產品……然后要求十倍賠償”10。然而,這樣的判斷也經不起推敲。我國之所以設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鼓勵消費者維權。但是,根據這一做法的邏輯,消費者維權次數越多,消費者則越不可能獲得法院的支持。這顯然也與懲罰性賠償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

  因此,死扣“消費者”字眼的文義解釋并非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有效途徑。為更好地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我們應該跳出“消費者”解釋的窠臼,把解決問題的重心放在“損害”上。

  2.“損害”要素的必要性

  首先,在立法層面將“損害”設置為規范要素的必要性。

  濫觴于英美法系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之所以在我國為“枳”,衍生出職業打假人這樣的副產品,主要是因為我國的懲罰性制度缺乏“損害”這一規范性要素。

  依據“無損害的損害賠償”的法理,典型的懲罰性賠償應以“損害”為規范要素。[13](P.16)在百年的歷史演進中,懲罰性賠償一直與“損害”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在歷史上,有關懲罰性賠償的最早案例是威爾克斯訴伍德案(Wilkes V.Wood)和赫克爾訴莫尼案(Huckle V.Money)。在這兩個案件中,“損害”是威爾克斯和赫克爾的人身自由。[14]在當下懲罰性賠償最為發達的美國,美國最高法院不僅一再強調懲罰性賠償應與“損害”相關聯,更在州立農業保險公司訴坎貝爾案(State Farm Mut.Automobile Ins.Co.v.Campbell)指出懲罰性賠償最好不要超過補償性賠償(實際損失,包含無形損害)的10倍。11因此,從古至今,“損害”一直是英美懲罰性賠償的重要規范要素之一。

  然而,我國法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卻并不在意“損害”這一關鍵的規范要素。典型的例證即是《食品安全法》的懲罰性賠償。根據《食品安全法》第148條,《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的規范要素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最高人民法院也通過《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15條對此進行了強化,明確要求《食品安全法》的懲罰性賠償“不以人身權益遭受損害為前提”。[15]在我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企業稍有不慎即可能生產或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產品。這無疑在理論上增加了《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的可能性。誠然,面對嚴峻的食品安全形勢,我國“重典”食品安全,在《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上設置低“門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門檻”太低確實易引發道德風險,誘使人們濫用權利,以打假之名行牟利之實。

  法是中道的權衡,其公正性在于各方利益平衡。因此,“科學立法”要求我們所制定的法律盡可能協調各方利益,使各方利益在共存相容的基礎上達到合理的優化狀態。因此,在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時,我國大可不必去糾結職業打假人的消費者地位問題,應循著懲罰性賠償的傳統路徑,明確要求懲罰性賠償以“損害”為規范要素。這不僅是向懲罰性賠償的“傳統”回歸,使我國的懲罰性賠償不出現“南橘北枳”的問題,也能化解司法實踐的難題,減少職業打假人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宜盡快廢止《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3條和第15條。同時,我國全國人大宜及時修訂《食品安全法》第148條,將有關懲罰性賠償的部分修正為:“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造成嚴重損害的,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

  其次,在司法層面將“嚴重損害”解釋進《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的必要性。

  懲罰性賠償是指法庭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16]與傳統的補償性賠償不同,它的主要功能并非“填平”,而是懲罰和威懾。鑒于懲罰性賠償“準刑事罰”的特殊性,英美法系國家在適用懲罰性賠償時極為慎重,將其適用范圍嚴格限定于令人發指的或惡名昭彰的侵權行為。這樣的行為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是故意或惡意;二是侵權行為造成了嚴重的損害。[17](P.218-228)由此可見,懲罰性賠償主要針對的是具有嚴重不法性的侵權行為。“嚴重損害”是其適用的重要客觀標準。

  不得不承認,職業打假人泛濫的問題只是我國特有的問題。在英美法系國家,這樣的問題并沒有出現。這正是因為英美法系國家在懲罰性賠償適用時強調“嚴重損害”之故。也正是由于我國在立法時未重視“損害”這一規范要素,職業打假人才會“小題大做”地濫用懲罰性賠償,讓這一制度淪為其斂財的工具。

  法無解釋不得適用。在本文立法建議尚未成為“紙上的法”時,我國法院可以在司法實踐中通過對現行法律進行解釋以遏制職業打假人泛濫的問題。具體就《食品安全法》第148條而言,法院可以對這一法條的整體進行文義解釋。12《食品安全法》第148條共分為兩款。第1款是有關一般賠償(補償性賠償)的規定。根據這一款規定,如果消費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受到“損害”的,消費者可以向經營者或者生產者主張賠償。第2款是有關懲罰性賠償的規定。雖然該規定中沒有“嚴重損害”這樣的文字,但是,鑒于懲罰性賠償在民法中的特殊性,我們可以將《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1款和第2款之間的關系理解為一種“遞進關系”,即:第2款規定的懲罰性賠償所針對的不法行為要比第1款規定的補償性賠償所針對的不法行為在性質上更為嚴重。既然第1款對“損害”作出了要求,那么,第2款也應對“損害”作出要求。而且,第2款所要求的“損害”肯定在性質上更嚴重。因此,通過這樣的解釋,法院可以將“嚴重損害”解釋進《食品安全法》的懲罰性賠償,在我國未完善相關立法前合法地對職業打假人利用懲罰性賠償的牟利行為進行遏制。

  結論

  懲罰性賠償在我國并未得到良好的貫徹。由于“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的影響,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加大了對“知假買假”的限制。這在有關食品、藥品的案件中體現得尤為突出。然而,這與我國當前形勢并不協調。按照“科學立法”的要求修訂《食品安全法》,在《食品安全法》的懲罰性賠償上補強“損害”這一規范要件?;蠐煞ㄔ涸謁痙ㄊ滴裰型ü山饈偷姆椒ń?ldquo;嚴重損害”解釋進《食品安全法》第148條。這也許能夠更好地解決職業打假人濫用懲罰性賠償的問題。

  參考文獻

  [1]熊丙萬.法律的形式與功能———以“知假買假”案為分析范例[J].中外法學,2017(2).
  [2]王承堂.職業打假人起訴資格的規制邏輯[J].法學,2018(11).
  [3]楊立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釋評[J].法律適用,2014(3).
  [4]季則.“打假英雄”王海“假打”起風波[J].當代經濟,2000(2).
  [5]宿希強.游走在灰色地帶的監督者———“職業打假人”的現實與未來角色[J].中國質量萬里行,2012(2).
  [6]王羽.真正的“打假人”路在何方?“食品安全衛士”董金獅犯敲詐勒索罪一審被判14年[J].上海企業,2016(9).
  [7]張衛.當代西方社會沖突理論的形成及發展[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7(5).
  [8][美]L·科塞.社會沖突的功能.[M]孫立平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9]程新英.西方社會沖突理論評析[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3).
  [10] 梁慧星.知假買假打假者不受?;N].南方周末,2002-07-25(A07).
  [11]李仁玉,陳超.知假買假懲罰性賠償法律適用探析———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J].法學雜志,2015(10).
  [12]梁慧星.消費者權益?;しǖ?9條的解釋與適用[N].人民法院報,2001-03-29(3).
  [13]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14]David G. Owen,“A Punitive Damages Over view:Functions,Problems and Reform”,Villanova Law Review,Vol. 39,(1994),p. 363-413.
  [15]張先明.“不給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和假冒偽劣藥品的人以可乘之機”———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答記者問[N].人民法院報,2014-01-10(4).
  [16]王利明.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J].比較法研究,2003(5).
  [17]陳聰富.侵權歸責原則與損害賠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注釋

  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條。
  2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8)浙民申2951號。
  3白山市華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與李清辰產品責任糾紛案為典型案例。在該案中,二審法院依據《審理食品藥品案件司法解釋》第3條,強調“消費者是相對于生產經營者即生產者和銷售者的概念,法律并未對消費者的主觀購買動機作出限制性規定,未規定‘職業打假人’不受其?;?,亦未規定‘職業打假人’并非消費者,只要不是為了生產經營需要購買的,就應當認定為消費者?;┕局髡爬釙宄皆蚨嗥鵠嗨瓢訃諶嗣穹ㄔ浩鶿?,但前述情況不能否定李清辰的消費者身份,李清辰的合法權益應當受《消費者權益?;しā貳妒稱釩踩ā返謀;?rdquo;。參見白山市華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與李清辰產品責任糾紛案,吉林省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民事判決書,(2018)吉02民終1604號。
  4劉光榮與揭陽市榕城區尚匯島食品商行產品責任糾紛案為典型案例。在該案中,一審法院認為,“國家制定《消費者權益?;しā泛汀妒稱釩踩ā?,目的是為了保證食品安全,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當消費者購買了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時,造成了危害后果,才設立了十倍價款的賠償制度。”由于劉光榮故意購買的商品并無危害結果,且劉光榮這種牟利的行為不符合立法的精神,一審法院駁回了劉光榮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并無不當,維持原判。
  5沈陽市沈河區人民法院一審民事判決書,(2017)遼0103民初10791號。
  6浙江省義烏市人民法院一審民事判決書,(2018)浙0782民初10606號。
  7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民事判決書,(2018)蘇03民終483號;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民事判決書,(2018)蘇03民終484號;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民事判決書,(2018)蘇03民終485號。
  8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聯網法院一審民事判決書,(2017)浙0192民初1562號。
  9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民事判決書,(2018)蘇03民終484號。
  10湖南省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民事判決書,(2018)湘07民再1號。
  11See State Farm Mut.Automobile Ins.Co.v.Campbell,538U.S.408(2003)。
  12文義解釋是解釋的首要方法,是法律解釋的起點。因此,本文在此建議對《食品安全法》第148條進行文義解釋。但是,這不意味著法院只用這一種方式進行解釋。事實上,法院也可綜合運用文義解釋和目的解釋對《食品安全法》第148條進行更為充分的解釋。鑒于本文已多次談及設立懲罰性賠償的目的,這里不再贅述。

    辜明安,梁田.《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與完善[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40(12):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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